海军学校出来的都是精英，个个上懂天文下知地理
过去当兵跟现在不一样，过去有句谚语：“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所以很少有人愿意把儿子送去当兵，再说当兵的日子那么苦，大多数人都不情愿当兵。
抗战时期被抓去当兵的抓壮丁
国民党当兵有些是是抓去的，三个儿子要去一个，有的人不去，花了钱买的壮丁，帮人冒名顶替。我还很小的时候就看见过，一个一个都绑着，转圈吃饭，那个简直是太没人道了。
东北沦陷之后，接下来没几年就是“七七事变”，京津相继失守，我们沿海城市随时有被侵占的危险，在福州我们是个大家庭，三进老房子建在我祖辈当搬运工的米仓前门附近，现在改为福州的第二中学，几代人群居在一起，光小孩就有十几个。
我们那时候抗日宣传得很好，抗战爆发后学校有教唱抗日歌曲，教科书也有读到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反对侵略，保家卫国的事迹。那时日本飞机经常来丢炸弹，我们也有十来岁，和我同龄的有我伯父的儿子林章龙（堂哥）和我堂哥的儿子林立才（后改名陈咨鼎），我们经常登上环城路边上的旧城墙（现在福州二中的边门），面向北方高唱“打回老家去”和“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等抗日歌曲，互相勉励，立志将来要从军报国。
后来我们三个都参加海军了。他们两个文化差一点，先后考入马尾海军练营，一个学轮机，一个学通信，我考入贵州桐梓海军学校，林立才后来随军去了台湾，由于轮机业务熟悉，在商船上当轮机员，改革开放后曾数次回福州探亲，近年音信中断。
林章龙在第二舰队江星舰上任报务员，年4月23日在南京参加起义，当时拍发起义通电的就是他。转业之后在蔬菜公司任统计工作，文革中因派性斗争受到冲击，落实政策时说他是以工代干，仅按工人待遇离休，因此受刺激脑出血，不久病故。
他生前参加福州马尾海军联谊会和市民革海军支部，对台作了些联谊工作。我们三个人三个命运。他们两个一个到台湾去，一个是离休，我这个读海军学校的，因为父亲出了事，一辈子完蛋了。
我报考海军的时候是在重庆，当时海军学校全国招生，当地政府招了一批学生报了名，在当地已经审查考过一次之后，再来到重庆考，考试不行就淘汰了。我那一批考海军的福建学生不是很多，比如去报考五十个人，体检各方面一检查完，不合格的多得很。
我们七个人是在重庆考区报考的，七个人只考取两个，我是在重庆录取的，有的人是从福建录取到的四川。福建在南平招考，在万县也招了些学生，经过省政府体检和考试，剩一部分人合格了才能去，但到了重庆也不见得就能保证你入校。
我之所以投考海军学校，是因为读海军学校吃公家的穿公家的，而且每个月还有零用钱。但不是随便谁都能够去，我们那一期报考了一两千人才考取个人，这人里没有女生。
原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
国民党的海军总司令部招生的通知单，是我台湾的同学给我寄过来的，那个可以证明我是在一九四三被海军学校录取的，因为我们这大陆拿不到证明。我离开海军学校时，学校有开过证明给我，结果我们参加工作时交上去，也不晓得到哪里去了。
报考海军学校光靠个人意愿还不行，海军有这样的规定：一个中校以上的军官，可以担保一个人去考。但不是有这个担保人就一定可以进去，照样得通过考试，没有走后门那回事。
我们进去考试的时候，就穿个短裤衩去面试，沙子铺在地上让你光脚丫走过去，看你脚底是不是平足。另外看你身上皮肤有什么疙瘩，有什么地方畸形。
过去当时有些人考试是弄根铁棍或沙包绑在身上增加体重，我们那时候只能穿个短裤进去，没办法偷偷增加体重。另外视力一定要最好的，总之旁边都是监考，总司令也在看。
看完后总司令陈绍宽到我跟前，他翻了一本书上来检查你是否色盲，红蓝白绿，这个开始是数码字，“九、十八、三十一”什么的。接下来另外拿图样给你看，你要按照“红、蓝、白、绿”的顺序把它画出来。
最后他拿一本书出来，里面夹了个纸条，上面写一句英文，给我的英文就是写“CanyouspeakEnglish?”，意思你能讲英语吗？我回答说“IknowhowtospeakEnglish,butIknowalittlebit”，意思是我懂得讲英语，但是我懂得一点点。
然后他就“pass”了。
我那时人也长得帅，关键人要长得很清楚，要是身上有个疤或有癞痢头，考试再好都没用。我们班上个人，录取了后换了军装全部到贵州去了。
陈绍宽和他写的海军学校校歌
陈绍宽后来在重庆山洞的海军大在训话，训完了下来走到我面前，他记得我名字，说“林章骐，你汉文跟英文还可以，但是数学考太差了，到学校应该抓紧。”我这个人就是个天然呆，脑袋瓜数学一窍不通。
我当时就是这样子考取了那个海军学校，解决了学业和生计，母亲舍不得我走，十几岁小孩就离开家到贵州那“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艰苦地方去。
抗战时期的贵州桐梓海军学校
到学校以后，我的数学及格很困难，没少挨打。我们那时候也有体罚，学科考不及格老师就揍你，打板子。
吃饭时有调羹弄掉了，就站起来挨板子，老乡跟你讲方言也要挨板子，那个时候学校要求一定要讲国语，内务做得不好也要打板子。身上的服装如果不整齐，这个礼拜天就别想放假了，因为将来你到国际上去，就是代表国家形象，所以陈绍宽比较注重这个，对我们一辈子很有教育意义。
海军的制度很严格，当时国民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的侄儿冯冀远，他也考进了海军学校，这个冯冀远入学比我早，他是年入学，文化不高。已经是成年人了，结果书读不进去，没法毕业，冯玉祥到学校两次跟校长商量，不要淘汰他侄儿，结果还是没办法，海军制度很严，他照样淘汰掉了。
我后来就是读了三年，因为眼睛近视，跟学校拜拜了。其实我在海军也有点关系，我哥后来当了海军造船厂的中校厂长了，但这也没有用。当时这个要求很严格，实际上也过分，后来新的总司令招的学生，近视眼多了去了，还到了美国去留学。
年抗战爆发后在上海也有过海战，国民政府的海军几乎是全军覆没。当时参加的海军，船是没有了，但从那场海战上下来的还剩很多人。
抗战时第一艘布雷舰“海静”号
最近我看了一篇《团结报》上介绍的文章，说到中国国民党在抗日战争当中的作用，讲到海军军舰炸没有了之后，海军在陈绍宽总司令领导之下组织了布雷队，穿的是陆军的军服，在湖南湖北长江的沿海沿岸，还有长江岛屿的这些地方进行了布雷，炸沉了很多艘日本军舰，另外把船上拆下来的炮装在各个重要的炮台打日本船。
《团结报》上讲的比较客观一点，前阶段国民党自己都讲海军没有作用，实际上海军是很有作为，因为那个时候军费给得很少，能够有这么多条船，能够有不怕牺牲的决心参加抗日就不简单了，没有说哪条军舰是逃跑还是投敌的。
布雷队的水雷爆炸瞬间
当时发生过很有名的一件事，上海吴淞口外滩附近有个地方，日本最大的“出云号”军舰，我们海军派了布雷队把水雷漂过去把它船尾炸坏了。
其实我们在年报考海军的时候，那批年打剩的人还是很多的，剩下来的海军都是精英。因为我们海军学校出来的上懂天文、下懂地理，他们甚至有些人到美国去留学四趟，跟我同班的有几个当了上将总司令，你没有真才实学，蒋介石能让你当总司令？
我那个同学欧阳良，他就是金门防卫副司令，国民党国防部的中将次长，次长就是副部长了。他也来了我这里好几次，跟我关系非常好，我现在戴的这顶帽子就是他给我的。
海军学校在年的时候搬到贵州桐梓，所以我们当年出发去铜梓的时候，是学校派汽车接送的。那时候我们这批学生全部剃光头换衣裳，由头到脚全部都换，帽徽和帽花是上士级别的，有两个船上的锚，五个铜扣子。四季的衣裳不一样，包括内外衣服和四季的体育服装不一样，每个人一双跳鞋和一双跑鞋，还有一双足球鞋，另外还有皮鞋。
我们每星期要剪指甲，内务什么都要搞好，要查检扣子擦得亮不亮，皮鞋亮不亮，然后才能出去。我们上街上都是两三个人一块走，很规矩，当地老百姓现在还在表扬海军学校的学生。
学校很注重运动，学科重要，军事也很重要。我们那时候背着的都是七九汉阳造步枪，个子小枪体长，刺刀又长，背着跑步很辛苦。住在集体宿舍里臭虫多得不得了，每个星期做卫生就把床铺都拆下来拿开水烫。学校的伙食很好，每天早上一个人四个馒头，豆浆稀饭随便喝，每个星期有打牙祭吃肉，平常饭菜都吃得饱。
每天早上一起床先跑步半个小时，晚上还有临时紧急集合。我们刚去的时候搞不清楚，后来学了几个月后就搞清楚了，半夜紧急集合，扣子什么都要检查，包括检查武器。
桐梓海校沿用英国海军制度的教学方法。抗战时期你要学这些东西，不光是读书，读书也很重要，教材都全部是英文原文，连三民主义宣传材料都是英文的，我们那些队长和老师都是留学英国的尖子学生或尖子教官。
教我们英语文法的老师是福州马尾海军学校航海第四届（民国21年夏毕业）全班第一名的刘荣林老师，海军学校毕业后他以第一名考取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大学，品学优良以第一名在英国毕业。按英国的规定应该颁发由英皇赠送的皇家佩剑一把，由于他是外国人，学校经研究制作了一把银龙颁发给他。
“重庆号”巡洋舰
抗战胜利后他离开桐梓海校再次前往英国，后担任英国赠送的“重庆号”巡洋舰副舰长，该舰于年2月25日起义加入人民海军，文革他因不堪忍受折磨自杀身亡。
我们的教官全部都是中国人，过去学校轮机专业的是法国人教，航海专业的是英国人教。到了国民政府后期，都是我们自己中国人在教，学校毕业的上一级班学长来教你，来当教官的都是学校里考一二名的学生。
还没有迁到桐梓之前，我们海军总司令陈绍宽就派了两个军官到桐梓周边去看，觉得那个地方环境地貌好、也安定，适合于办学校。桐梓是盆地，四面都是高山，那里有飞机过境，但是没有炸桐梓。
在溱溪河训练的海校学生
那里有条小溪，可以做我们的游泳池，对于海军游泳技能很重要，所以我们整个夏天都在那里游泳，上午上课，下午就在游泳池和运动场。学校平常都是早晨军训，就是练习兵操、射击、瞄准、刺杀这些。上午上课，下午就是体育，晚上就要按时自修。
海军学校的步兵操典有专门的步兵教官来教授，内容有立射、卧射、跪射，瞄准三点成一线、曲线等等。到后来抗战的后期，年豫湘桂大溃败的时候，日本军队也逼近过来了，局势已经很紧张了，我们学校都有准备打仗，万一日本人打过来，我们这些武装就可以抵抗它一阵。后来战事转好，日本把部队撤走了，过了没多久抗日战争就胜利了。
海军学校课程很多，从算术、英语到微积分，有一门课叫“球面三角”，这门课到现在我也没搞清楚。先要学这么多，而且全部都是英文，学校的目的是要培养我们英文的使用能力，将来去国外去能跟人家交流，所以我这个只有初二的程度英文学起来很苦。
林章骐老先生在讲述
我们就想方设法克服问题，一个靠自学，一个是跟着学校学，我们那时候的老师教得好，比如星星的英文“Stars“，老师就说学这个东西，一定要明白这个字由什么字母拼成的。
海军学校里面另一位留学英国的教官欧阳宝，是我大姨的女婿，也就是我的表姐夫，所以我跟欧阳良两个人都蒙他特别照顾，平时吃小灶，有机会就住在他家里补习。我英语学习能跟上，跟这个有很大关系，所以我终生感激他。
后来我习惯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加一两句英文，被骂是崇洋媚外。他的两个女婿也是我们桐梓海校的同学，靠他们自己的努力在台担任海军将官，欧阳良同学后来也靠自己努力在台湾任国防部次长。
当时学校没电灯，都是点桐油灯，有读书的时候点三根灯芯，没读书的点一根灯芯。我们天天晚上要学习自修，所以我得了近视眼，跟桐油灯底下读书有关系。
我眼睛刚开始非常好，可以看到视力表最底下一层，这跟家庭遗传基因可能也有关系，因为我父亲和我七个兄弟到发育之后全部是近视眼。另外，我也偷偷看书，我那时看过苏联的小说《对马海峡》。
《未完待续》
以上口述由林章骐老先生亲口讲述，如有时间、人物、地点、物品、事件等误，请不吝赐教。
谢谢梁颖的辛苦听打录入，谢谢陈炳颖的辛苦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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