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曾祥铣，遵义市政协一届副主席。贵州省写作学会名誉会长。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一、二届会长。遵义市长征学会会长。著有《漫谈读书笔记写作》《黔北薪火》《人文遵义》，与人合著《黔北20世纪文学史》《黔北古近代文学概观》。参与策划或主编《遵义简史》等书籍10多种。
作者简介：曾春蓉，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文学硕士。年，供职于于原贵州工业大学，两校合并后，现为贵州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艺术理论，发表相关论文数篇。
黔北古近代文学概观（连载四）曾祥铣曾春蓉第四章明中前期：疏枝横陈亦风流明中前期，现黔北地域大部仍属土官杨氏统治。其十七世杨汉英之后，该统治即由盛至衰，进入明代，经济文化的发展趋势减缓。虽然如此，文学依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作者作品有所增多。才高性狂的杨斌随处题刻，途经黔北的杨慎触景生情，邹公敢、何敏树、思南府的申祐以及方外的文和道人、僧孤舟等等，也有诗作留存下来。碑刻、铜钟，则让一批散文、铭文保存较久，志书得以将其录载传世。本期留存作品虽较前一时期为多，依然枝疏叶稀。本章拟将背景、诗歌、散文分三节予以介绍。
第一节土司后期：由盛至衰自有因源于羁縻政策而在西南地区广泛实行的土司制度，开始于元，继续于明，终结于清。而在现黔北地域范围内的土司制度，分别在明代永乐及万历年间即宣告终结，本章讨论的明中前期，即这一地域内土司制度的后期。时为思州所辖的务川，随思州永乐十二年（年）的改土归流而属思南府；播州亦随万历二十八年（年）的平播之战而不复存在。本章所说的明中前期，即以播州的终结为下限。
元顺帝至正十七年（年），由明玉珍率领的一部红巾军占领了四川全境及播州地区。至正二十五年（年），明玉珍病死，其子明长江继位。明太祖洪武四年（年），明氏投降。次年，播州杨氏第21代杨铿归顺明朝，仍袭播州宜慰使。
播州杨氏的衰微，从元后期就已开始。进入明朝，总体上无大的建树、大的作为。这既为客观所限，也为主观所致。
客观上的主要原因，是明王朝加强了对播州地区的控制。经济上，中书省于洪武七年（年）即奏请让播州“多纳粮二千五百石为军储”，朱元璋裁定“以期率先来归，田税随所入，不必以额”（《明史·四川土司二》）。虽“不必以额”，却以正规的“岁纳粮”交赋税的规矩代替了过去“贡方物”即献土特产的随意做法。军事上，除了在土司地区交叉设“卫”屯军，还于洪武十五年（年）“城播州沙溪，以官兵一千人、土兵二千人戍之。”（出处同前）思想上，亦进一步加强了影响，洪武十三年（年）即建立了“播州长官司学”，这是明朝在现贵州地域内建立最早的官立正规学校；洪武二十一年（年）“播州宣慰使司并所属宣抚司官，各遣其子来朝，请入太学，帝敕国子监官善训导之。”（出处同前，《明实录》为洪武二十三年。）
主观上，杨汉英以后各代，有的也有一定的文才武功，但却将杨粲所定之十条家训置诸脑后，难以继承和弘扬先辈营造之大业。明代中叶，24世杨辉溺庶，更祸及三代子孙，使其为争权夺位而互相攻杀：杨友与25世杨爱，杨宏与26世杨斌，杨张与27世杨相，一居凯里，一居播州，犹如天上的参商二星，永远分离，互不相见；要相见也是在兵戈相向之时。故当时民谚说“骨肉脔醢，参商播凯”（道光《遵义府志·土官传》）。杨相并未从自己及上三代的相残中吸取教训，又因溺庶而被嫡子杨烈（第28世）兴兵逐走，客死水西。杨烈之子，第29世杨应龙可谓有雄才大略者，但却招致了播州杨氏世袭政权的覆亡，其情其因将在下章讨论。
明朝廷对播州地区统治的加强，对土司自然是一种制约，但对此地域经济、文化的发展，应是一个积极的因素。杨氏家族内部的纷争、相残，特别是割据意识、自给自足的领主经济及交通的相对不便所带来的一定的封闭状态，对社会的发展显然造成不利的影响；但由于历代的积累与本地域广大百姓的辛勤劳动，经济、文化仍有一定的进步。总而言之，这一时期播州地域未能获得可能拥有的更快发展，但亦未停滞不前。既进步，又滞后，这矛盾现象表现在经济、文化的诸多方面。
作为经济主体的农、牧业，在土地开垦与水利建设方面继续有所推进。平播次年，即万历二十九年（年）丈量田亩统计，原播州划入遵义府所辖地域内，不计卫所屯田及土官俸田，有田、土约.14万亩，人均近30亩（据道光《遵义府志》）。维修唐末以来所建塘堰的同时，还兴建了雷水堰、菱角堰、官陂堰等至今还在发挥作用的水利工程。田土主要种植稻、黍、豆、麻、红花等粮食与经济作物。据钦差大臣左都御史何乔新《勘处播州事宜疏》，成化二十二年（年），杨氏拥有田庄处，田庄内有多种专业化的分工生产部门，如“菜园”、“茶园”、“猪场”、“山羊屯”、“鱼潭”、“养马城”、“蜡岩”等等，不仅能保证其生活所需，对生产的提高也有所促进。
书载与出土的文物，反映出手工业与矿冶业也有相当的发展。25世杨爱设有“机院”，专司织造布帛；在“本州原有铁户八十六户，递年自行炼铁营生”的同时，“擅开尚瓷寨等处铁冶二十四处”；还“私控铅矿”，“擅开银场”，“递年煎银万千余两，黑铅数万余担”（《勘处播州事宜疏》）。弘治七年（年），杨爱在绥阳辰山寺铸铁钟重达斤（道光《遵义府志》）。年在遵义县高坪衙院明墓出土的重克的银盆，无焊接痕，无合范线，图案生动，铭文清晰。24世杨辉墓中出土的出行仪仗陶俑，数量众多，种类多样，造型生动。上述事例说明，明中前期，采矿的规模，铸造的技术，手工业的水平，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与此同时，由于领主经济的掠夺性（如杨氏土司可随意占取他人田土为自己的庄田，对过境客商课以重税等等）、奴役性、封闭性，极大地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如农业虽有较好的基础，明代中叶还未能引进稷、小麦、花生等作物品种，亦不知蚕为何物。农、牧、手工均有较好的产品，也囿于自给自足的封闭系统，商品经济并不发达。马匹、木材、茶叶等等，质高量多，极具优势，大多只能用于进贡或少量的以物易物。明初在遵义设立的“播州茶仓”，是全国四大茶仓之一，亦未能发挥集散中心的作用。
文化方面，首先是明朝廷及播州土司对教育都较为重视，洪武十三年（年）即建立“播州长官司学”，永乐四年（年）升为“播州宣慰司学”。洪武二十三年（年），“西南夷土官各遣子弟来朝，求入太学，因其羡慕，特允其请。”（《明实录》）弘治二十年（年）规定，土官子孙不学者，不能袭职。明代中前期，播州后划归遵义府范围内，仅有进士1人，举人1人，成绩不佳；但播州土司却都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如22世杨升钻研必有所得，著诗撰文出人意表；23世杨纲尊重学彦文士，良辰佳节，必赴亲朋至友处饮酒赋诗；24世杨辉，“诸经子史皆博览之，兴有所到形之歌咏，得唐人余响”，“大书、行草书皆遒劲可爱”；26世杨斌文学、书法均有相当造诣；29世杨应龙的颜体楷书亦较有功力。如今，只有杨斌的诗歌及杨应龙的一则碑文留世。
宗教活动，墓葬建筑、石刻艺术等方面，也从不同角度反映着当时的文化状况。朱元璋定都南京后，确立了“治国以教化为先”（《明史·选举一》）的方针，对西南边疆之教育、宗教尤为提倡，其目的在于“化愚民，弭边患”（《明史·西域传》）。明代播州土司承接先辈传统，对宗教愈加重视。杨辉在遵义金瑞寺、杨爱在绥阳辰山寺和普济庵分别铸造了铜钟，杨应龙亦在正安梓潼寺铸造了铁钟。僧人及民间亦兴建了瓦厂寺、启山寺、黄钟寺，重建了普济庵、金山寺等等；还让桐梓瑞峰洞、湄潭与凤冈间的观音洞等成为宗教场所。此期的墓葬建筑、石刻艺术保持宋元以来高度艺术技巧的同时，也形成了与宋不同的风格。上述状况，表明了播州顺应朱元璋“变其土俗同于中国”的要求，进一步增强了中原文化的影响。
土司统治的封闭性，在文化方面也依然有其明显的表现。如哲学家王阳明于正德三至五年（到年）被贬至贵州龙场驿（今修文）作驿丞期间，在龙冈书院（今修文阳明洞）讲学，继而担任贵州书院主讲，在贵州影响很大，凯里人孙应鳌与思南人李渭等名学者、名诗人都从他那里吸取过营养，而与修文、贵阳一水之隔的播州，竟纹丝不动，影响毫无。又如《黔诗纪略》关于何敏树的介绍，亦可说明这一点：“敏树字□□，播州长官司人。当正德中，杨氏名欲兴文，实忌州人有学，敏树警敏能诗，恐触其忌，浪迹山水以终。”“名欲兴文，实忌州人有学”，明中前期，兴学之风如此强劲，而播州的腹心区域仅出一进士、一举人，实非偶然现象。
辖有婺川之思州，元末至正二十五年（年）朱元璋平定湖南之后，其宣抚使田仁厚率所属地域归附，朱元璋命田仁厚为思州军民宣慰使。明洪武二十三年（年），务川划归思南宣慰司管辖。因思南、思州二宣慰司长期争斗不息，永乐十一年（年）朝廷决定废除二宣慰司，改土归流，分设八府，并于次年付诸实施。婺川属思南府。
改土归流后，教育受到进一步重视，思南府学于建府的次年（年）建立起来，务川学子可至府学深造。嘉靖十九年（年）还建立了务川县学。务川的经济、文化较前有了较快的发展。
例如，在文教方面，改土归流后，务川在明代出进士2人（年前后各1人），举人19人（年以前6人，之后13人）。现黔北在明代仅有进士4人，务川即占了一半；另2人一出自桐梓，一出自赤水。（据《遵义地区教育志》、《务川县志》）死难于“土木堡之变”的四川道监察御史务川人申祐，即为正统五年（年）之进士。
又如，现存的万历十六年（年）所立的瓮溪桥建桥碑，载明该桥建于明万历十四至十六年（-年），系来务川经商之陕西商人陈均仁捐资兴建。此桥下通洪渡河，上达盛产朱砂的板场、老虎沟一带。由此可看出当时务川矿冶及商业繁盛之状况。
明中前期的文学，即与上述背景密切相关。
第二节诗坛扫描：枝虽稀疏各有根从史志记载可知，明中前期留存下来的诗作是实际创作的极少部分，但却较有代表性。拟从播州土司、播州其他诗人、思州诗人、流寓、方外等几个方面予以讨论。
由于明朝廷加强统治与播州土司维持世袭的需要，土司子弟自幼受到较好教育，历代土司都有一定的文化教养，杨昇、杨纲、杨辉、杨斌等人均能赋诗，而现有诗歌传世的仅杨斌一人。
杨斌，字全之，晚年又名洞清、道凝，自号颠仙。弘治十三年（年）袭播州宣慰使，次年奉调带兵五千征普安米鲁，正德二年（年）升为四川按察使，仍理宣慰事。因“狡横，不受两司节制”，且四川按察使一职系“讽安抚罗忠等，上其平普安等战功，重贿刘瑾”所得，正德六年（年）裁去按察使职衔，仍原职。正德十二年（年），因父丧按文臣例守制，子相继其位。
次年，“从飞霞白仙师游”，师承道家，“间亦旁通儒释之典，博览百家技艺”。下一年，在现汇川区高坪之北面，“依紫霞洞天建大富宇，榜曰‘先天观’，以为崇奉所。”常于雾敛景明之时，振衣长步，抚掌而歌：“水泠泠兮山苍苍，云随鹤杖兮风吹我裳。浮生展转兮春梦悠扬，千万斯年兮任流光。”（《紫霞石室碑》碑文）学道为仙后，半颠半狂，随处漫游、题刻，桃源洞（现遵义一中校园内）即有题刻3首。其二曰：“沽酒登高一典衣，却看秋草未离披。晴分野色供诗料，凉送西风入鬓丝。入世不堪伤往事，菊花又见绕东篱。饮余回首谁为主，洞口夕阳树影移。”在天池（现播州区共青湖）边的鹤鸣洞中，左右壁也各有题刻2首：“黑头犹未是龙钟，客气消磨逸兴浓。回首湖山烟水在，且从范蠡问高踪。”“百岁光阴过隙驹，人间闲事早祛除。请看元晦朱夫子，也向寒泉读道书。”“年来希谢又希陶，肯为虚名强折腰。独倚南窗无一事，清风满袖鬓飘萧。”“碌碌红尘梦一场，闲云笑我向来狂。即兹长揖归山去，漫要儿童说子房。”4诗后均有“致政宪使”之印文。上述8诗及其落款，明显地表露出杨斌对于卸任之不满与无奈。想修道成仙，而心中却丢不下那像“梦一场”的“碌碌红尘”；自号“神宵散吏”、“颠仙”的同时，却总忘不了自己是“致政宪使”、“致政公”。“致政”意为把政权、权力交还给皇帝。“宪使”，是皇帝派往各地的高级官吏。年被裁去“四川按察使”之职，年因父丧守制而离开“播州宣慰使”这把交椅，“黑头犹未是龙钟”，年富力强的他是何等的不情愿啊！但又有什么办法呢：“饮余回首谁为主，洞口夕阳树影移”！
这些诗作，抒发真情实感，用典用喻贴切，多数篇目意境悠远，发人联想。也有造作之处，总体上仍是一组较好的作品。
入明以来，播州杨氏虽在一些时候一些方面也重视人才，但由于其封闭性，其他创作不可能很繁荣，而留存下来的就更少。据现有资料，仅邹公敢、何敏树各有1首，宋渌有2首。
邹公敢，江津人，博学，懂天文。元末与好友刘伯温、赵天泽已预知元将灭，刘辞去元朝官职，为朱元璋夺取天下出谋划策；邹即回到西南，隐居于真州长官司（现正安），直至辞世。来真州后，易名公瑾，号保全居士，又号知命翁，著有《保全集》、《知命集》。现唯有短诗《答刘伯温》传世：“无才不称被文牺，甘作泥中九尾龟。渭水鹰扬有公等，西山不往更何为。”不愿显身扬名、位列卿相，甘愿作一条拖着尾巴的乌龟在泥潭里爬行，以避害保身。这不仅说明其处世的原则与隐居的原因，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局势之动荡不安及官场之险恶。
何敏树，遵义人，生活于正德年间（-年），基本情况已于第一节介绍。著有《沧浪童子集》（《遵义府志》为《沧浪孺子集》）。集已佚，仅《谒冉进士祠》一诗传世：“一自先生贡礼闱，播州山水有光辉。二百年来拜祠宇，令人长忆宋雄威。”冉进士即冉从周，遵义人，宋嘉熙二年（年）进士，官至珍州太守。冉从周为黔北地域有史以来第一位进士，时称“破荒冉家”；因播州杨氏14世杨价任宣抚使时向朝廷申请让播州人参试，方有进士出现。曾授杨价雄威军都统制，故有“雄威”之称。“令人长忆宋雄威”，“恐触其忌”而“浪迹山水”的何敏树，怀念杨价，是在抒发对“实忌州人有学”的当政者之不满及怀才不遇的深深的感慨。
宋渌，情况不详，其诗刻于正安城东9公里处鱼塘之石壁上。五、七言各一首。七言曰：“一潭澄碧四山青，寓此崕□暂驻停。我有忧怀无处遣，水声呜咽带愁听。”五言曰：“庭桂昨凋零，天公也不平。山猿知我意，日夜和哀听。”怨愤之情，溢于言表。款识“嘉靖甲申年十二年六月丙申贵国忠定公玄孙宋渌书”。此甲申年为嘉靖三年（年）。
生活于明初的邹公敢与明中期的何敏树、宋渌，感受何其相似。仅据一、二短诗，虽难窥全豹，亦可捕捉当时社会的某些踪影，看出诗歌创作已较普遍，已成为文人学士抒情达意的一种重要形式。
现务（1-年为婺）川地域随思州早于播州改土归流近年，婺川人申祐及在婺川任职的陈维藩、陈潘皆有诗作存世。
申祐（-），字天锡，婺川县火炭垭人。正统九年（年）进士，官拜四川道监察御史，时年19岁。少年时，持棒击虎，救父于虎口；中举后，冒死鸣冤，救师于冤狱；正统十四年（年），穿龙衣，乘舆出征诱敌，为救皇上而死难于“土木堡之变”，年仅24岁。其《从舅李公挽诗》系五言古诗，36行。描述了思南副长官李盘从征的背景、事迹及不屈被杀的情状。作为一首小叙事诗，结构完整，详略得当，褒贬寓于描述之中。简要的赞语，既是对李盘的肯定，也是作者毕生所奉行的价值取向：“男儿贵取义，苟活安足劳。公今得死所，里闬亦有光。”明嘉靖年间云南布政使赵维垣有《申柱史歌》咏其事迹与品格。
陈维藩，山东平阳县人，明正德年间任婺川知县，有《洋岗胜景》、《题山羊岩》2诗留存。《题山羊岩》：“天尽青山不尽头，万峰日落碧云游。险比武陵争十倍，避秦人未到思州。”山羊岩在婺川城东，武陵为桃花源之所在，避乱安居，婺川远胜桃花源！
陈潘，嘉靖年间婺川教谕，有《嘉靖丙辰季秋登高》七绝8首，吟咏洪渡河边景物，时称“江边八景”诗。丙辰为嘉靖三十五年（年）。试看其《古渡春潮》：“花村夜雨急如梭，一带江流万顷波。浸断危桥无涉处，停看人唱渡舡歌。”格调明朗、清新。
对于移民不断入住的播州而言，刘瑞、杨慎、吴国伦等“流”而不“留”者，才算是真正的“流寓”。
刘瑞，四川内江人，弘治九年（年）进士，官至尚书。曾到过现桐梓地域，写有《松坎驿》2首，《播南吟》7首。“荒草犹传李白城，夜郎憔悴苦为情；半生豪气随烟水，千古诗名焕日星。”“石虎关高似剑门，戈矛森立势难吞；行人过此应须恐，虎啸猿啼白日昏。”（《播南吟》之一、之六）虎啸猿啼，草木丛生，而李白流放夜郎的事迹依然为人们所传诵，荒僻之地也因此而有了何等深厚的人文内涵。
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正德六年（年）状元，授翰林修撰。嘉靖三年（年）谪戍云南永昌（现保山市境内）。途经播州，有所盘桓，所到之处，时有吟咏，如《赤水河》、《夜郎曲》（三首）、《桐梓驿元夕》、《曲溪山阁留别李曲溪子》、《箐口关》等诗即为借黔北山水以抒心中郁结之作。他贬谪后的这些诗作，开始改变其拟古倾向而有了现实的生活感受。“夜郎溪槃木，阴中半景西。渔舟投树宿，水鸟逗花啼。”（《夜郎曲》之二）“戴石孤峰古驿门，青羌吹角报黄昏。三家村里无灯火，千树梅花作上元。”（《桐梓驿元夕》）“箐口关何险，山头路更赊。迂回磨转蚁，曲折陈蟠蛇。官舍为孤舍，人家无一家。客心何处切？夕照闪归鸦。”（《箐口关》）清幽的意境中，赞赏黔北风光悽美动人的同时，也袒露出贬谪途中那悽清的心境。行经李白当年的流放地，想李白，看自己，时异情同，更不无几分悲壮与自豪：“夜郎城桐梓，原来堞垒平。村民如野鹿，犹说翰林名。”（《夜郎曲》之一）“东风楼上水盈盈，为鼓离鸾一再行。明日梁园怀李白，寒山一带短长亭。”（《曲溪山阁留别李曲溪子》）
吴国伦，江西兴国人，隆庆年间（-）任贵州提学副使，《赤水河》一诗，形象地写出了赤水河惊心动魄的景象：“万里赤虺河，山深毒雾多。遥疑驱象马，直欲捣岷峨。筏趁飞流下，樯穿怒石过。劝郎今莫渡，不止为风波。”
宗教文化伴随宗教活动的兴盛而发展，诗歌也往往成为僧人表达禅思的一种形式。有的僧人习教的同时也造就了一定的文学修养，还有的皈依宗教之前本来就是文人，因此，宗教活动之余，以诗咏志者，并不鲜见。此种状况，明中前期已露端倪。
僧孤舟万历（-）初年至真州长官司皤溪寺（今道真自治县境内），面壁数年。一天，对本寺住持说：“明日余逝矣，寺外二树将折，一树有声，即长老；一树无声，即余矣。”第二天，二树果折，示偈端坐而逝。其偈曰：“勘破无无世界，了然何物心头。自性已归圆寂，清风明月自由。”（见《黔诗纪略》）文和道人游至桐梓三座寺，不为僧人接纳，夜宿崖下，次日发现石上留诗一首（《黔诗纪略》标为《题石上回文》，民国《桐梓县志》为《题石壁上回文》）：“闲云野鹤宿村烟，唳鹤惊眠不似眠。参细细功禅密密，坐深深地月娟娟。三更五会空抛像，半夜申初火出莲。关外不行修佛事，南岩寄兴写诗篇。”遵义普济桥边岩上诗刻留存至今：“溪山青，溪水绿，云霞深处蟠桃熟。西风忽落桃一枝，欲为人间疗尘俗。”诗右有题刻“水弥弥，石齿齿，白飞霞，曾到此”十二字，有人认为为白飞霞所作，有人认为是杨斌的作品。
上述三首方外诗作，无论背景还是作品本身，无一不蒙有一层神秘的色彩。
第三节散文大概：刻石铸铜多留存据社会发展及诗歌留存情况推断，明中前期应有大量散文，可惜只寻求到十多篇应用性文章。史志所载的这些文章，大多见于碑石、铜钟，也有出自墓葬及家谱的。角度比较单一，内容偏于实用，难以显现出当时散文创作的基本面貌，只能从现存文字做一些根本不可能全面的探讨。虽然如此，也有一些较好的篇章，表明当时散文创作所达到的较高的水平。拟分碑文、钟铭、谱序等三个方面予以讨论。
已见碑文，大多是道、桥、囤、室的修建记述与墓志，对于了解当时的社会情状，都有不同程度的史学价值。从文学角度看，则高下不一。
《务川县志》所载之《乡民文郁魁修长钱山路碑记》，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优美散文：
环婺皆山也。其西北诸峰，崎岖陡峻，望之耸然而入云者，长钱山也。山行六七里许，道委曲有级，而其平坦者，山垭之路也。
修路者谁？泥塘山文郁魁也。同缘无子，耿氏豁然：“人生在世，七十者稀；吾与夫已几十矣，苟无一善于世，身终之后，与草木同腐，良可悲也！”遂秉心顾工，修长钱山垭口，板场庙后。功未成而耿氏辞世，钱氏续之。与耿生前同修冷水垭，不在此数之中。而今此路上下皆石砌，不知几千余级，使往者不艰焉。凡后之履此路者，叹其修之者功也；美其善名，拔一毛而利大众；沿途植柳，是与助善也。噫！稽之古人，行一善皆获有所报，如此孰谓无后乎！亦古之邓伯道并有也。是以为之记。铭曰：“云山苍苍，口水茫茫。有美人兮，天各一方。”
全文多字，把入云陡峰间的石级、坦道，修建者不甘与草木同腐的豁达心境，行路者沿途植柳的助善之举，一一生动、形象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剪裁精当，语言简洁，首尾相应，赞誉之情自然地熔铸于字里行间。虽“同缘无子”，而修路之善举却后继有人，“如此孰谓无后乎！”贯穿全文的这一主导思想，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作者蔡嵩，广东琼州人，进士，弘治年间（-）任过婺川知县。作为一县之长，临其境，知其情，且高瞻远瞩，大处着眼，故碑记描述具体，立意高远；欣慰之情，发自内心，所以行文流畅，格调清新。
《习水县志》录载的《金子囤碑记》，也值得一读。金子囤位于习水县土城镇汤家山，“以地势险要，固若金汤，贵似金子而得名”（《习水县志·碑刻》），该囤为永宁宣抚司儒溪里长官司袁宝台为避兵险、承祖业而修建。碑记刻于该囤后壁，写于建囤的当年——万历十八年（年），撰写人为陈尚忠。
碑记历叙袁宝台先世业绩的同时，重在阐明“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这一建囤之宗旨。夹叙夹议，叙简议精，是篇条理清晰，语言流畅的议论性散文。试将中段摘录于后：
……适儒溪长官宝台袁公驰谓余曰：……吾承先绪，既安且吉，又虑变出不虞，乃率众走马登铜鼓之高冈，循金竹之水浒。忽见山谷盘旋，峭壁万仞中，有玲珑之窟，与剑阁、瞿塘之险不相上下。行胜之强，诚甲吾南荒者。吾乘天造地设之意，为思患防之图，鸠工须材，陈师鞠旅。竖云梯以为登高之具，建楼阁以为据守之资，立关隘以为御侮之所，贮仓箱以为民命之需。囤金子，请吾予以记之。予曰：“自古率华夏者，必设城池以（为）捍御之具；总领遐荒者，必据险阻以为保障之方。恃此地利而复协天时以相之，集人和以守之。然而强不得以暴寡，子孙可保以无虞，民庶可恃以无恐也。公之此举，是不为一身之保，而为百姓之谋，不为一时之计，而为万世之计。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诚保障之洪谟，万世之良策也……”
关于建桥的碑文，《续遵义府志》载有写于弘治元年（年）的《危济桥碑记》，《遵义府志》载有写于弘治九年（年）的《增修普济桥记》之片断，《务川县志》载有写于万历十六年（年）的《瓮溪桥路碑记》。三“记”均主要叙述建桥之原委，并昭示建桥者之功德。前二篇为播州宣慰使司之官吏李敬德撰写，较为板滞、迂腐。后一篇仅署“石匠陈栋益”，撰文者不详；文字较简明，带有口语色彩。
播州杨氏末世（第29世）、播州宣慰使杨应龙于万历二十四年（年）书刻的“骠骑将军示谕龙岩囤严禁碑”之碑文，主要示谕进出龙岩囤（即海龙囤）的具体要求，开头一段，也写得颇有气势：“夫龙岩囤者，乃播南形胜之地也。吾先侯思处夷陬，不可无备，因而修之以为保障。《易》云：‘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吾先侯得之矣。今重缉之，以为子孙万代之基，保固之根本耳。”杨应龙之覆灭，并非缺文少武，而是另有它因。
遵义县高坪（现属汇川区）播州杨氏墓葬群中出土的《杨昇墓志铭》、《田氏墓志铭》、《杨纲墓志铭》以及道真玉溪镇发现的《韩永圭墓志铭》等等，均先志后铭，照常例列述墓主之相关事项后予以浮泛的颂赞。杨昇、杨纲为播州杨氏的22、23世；韩永圭墓志称其为韩世忠之后裔，他们的墓志，可供史事之参考，于文学则不足为道。
由上述介绍可以看出，此时期之碑文，种类、数量相对较多，能作为文学作品欣赏并具有一定水平者，实在屈指可数。
播州杨氏24、25、26世杨辉、杨爱、杨斌祖孙三代均热心宗教，杨辉于成化二年（年）捐资在遵义城东60里金瑞山寺铸了重斤的金瑞铜钟，杨爱与寺僧兴寿于弘治七年（年）在绥阳城西15里辰山寺（原名普福寺）中合铸重斤之辰山铜钟，杨爱、杨斌父子等七人于弘治十四年（年）在遵义城北普济庵中铸斤重普济庵铜钟。三钟皆有铭文，唯辰山铜钟之铭文较有文采，全录于后，以便于对此类文体之了解：
天峰禅寺，古之未有，成化间，寿上人开创建立，巍然，焕然，是为一方之表镇，群生之依赖焉。夫寿乃淄流中巨擘，旁通经传而合三教于一源。初而脱迹龙山，终而养真天峰。立梵宫，塑佛像，以为岁时向善之景仰对越。虽寸材片石，皆其精神念虑经纶所致。此寺之兴也，诚为不偶，寿之功之力欤！既落成，鬼神呵护，香火隆盛。于以祝皇图之巩固，于以赞我邦之绵远，然而寿一时天人相与之妙，将亦脍炙人口于不泯焉！寺宜有钟，以镇名刹，寿来告予，冀成之。予欣然捐资，命工甄铜，以成其质，用述其由。寿号天峰，俗姓刘，竹枝道人，其别号云。以为铭，铭曰：鲸音吼兮度寥廓，用之广兮缘体博。先天生兮声已作，后天存兮声愈阔。闻法界兮神兴跃，福苍生兮跻极乐。愿圣寿兮享天爵，千万骥兮统万国。我邦祚兮同磅礴，证无上道兮，佛光弥满于六合。
上古殷周时代，铜器铭文一般为简短古奥之韵文，后来“以石代金”（《文心雕龙·诔碑》），文体有变化，一般碑文是前以散文记其事，后以韵语颂其功。本文述及的三篇钟铭却以金仿石，亦为前序后铭，与石刻碑文无异，但唯此“辰山钟铭”描述较为充实、生动，行文错落有致。
其它典籍、文章因诸种原因而难以留存之际，“谱序”往往因族谱之倍受族人珍视而得以留存下来。民国《桐梓县志》即选录了产生于这一时期的《娄氏家乘序略》。作者娄麟，为嘉靖乙卯年（三十四年，年）举人，系入播娄氏之后裔。此“序略”以主要篇幅历叙家世源流，而在首、尾点明立谱之功用。开篇说：“伏冀后此者，继继承承，勤勤黾黾，以读为显荣之具，以耕为丰足之资。一本必相亲，勿相恶，以指其性；九族必相好，勿相尤，以表其真。”就家族而言，族谱为维系本族之团结与发展所需；就社会而言，更是一种重要的史学资源；情文并茂者，亦为可贵的文学篇章。此“序略”既为研究移民史、黔北史之重要参考，其行文之简约、条理，时露笔端之情思，均可供赏析。
本节论及之篇章，全都来自金石与族谱，这与年平播战争期间的焚掠是否有关？以后史志所载之金石，许多也在年以后的漫长岁月中陆续消失。族谱多为私家珍藏，虽岁月漫漫，早年篇章或许还会有新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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