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为贵州作协70年代花溪聚会。
潘年英（侗族作家、学者，以下简称潘）：
你作为我们贵州的出版家、作家，我们来谈谈贵州文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卢惠龙（以下简称卢）：
这个题目很辽阔，很宏大，远非我能力所及。我只能谈近50年来，我个人对贵州文学之所见，就叫一孔之见吧，这是我个人狭窄的视野和见解，不代表别的任何人或团体。片面是难免的。
我从小是文学细菌的带菌者。我12岁，小学五年级，每天放学路过新华书店，就进去，站着，读严辰、公木、邹荻帆、袁水拍、徐志摩、普希金、拜伦的诗，也注意本土的文学。五十年代，我知道贵州有个蹇先艾，他是年开始写作的，与巴金同时起步。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序言中说到了他，“贵州很远，但大家的情境是一样的”。他成了现代“乡土作家”的先驱者之一。我读了他的《水葬》《贵州道上》。《水葬》给我印象最深，“尔妈，老子算是背了时！偷人没有偷倒，偏偏被你们扭住啦！真把老子气死！……”开篇的贵州遵义方言，一下就把我拉近了。蹇先艾是以人道主义的价值理想反观他的家乡。读到小说结尾：招儿的媳妇偷偷地跑到那个老妇的门前看一看，只见她还坐在那里，口里微弱听不清楚的声音仿佛是说：“毛儿，怎么你还不回来？”这时，我内心有一种强烈的痛，这种痛，是乡间习俗的冷酷带来的。《水葬》《贵州道上》奠定了蹇先艾在贵州文学的领军地位。五十年代初，遵义地区的石果在《人民文学》以显著的版面发了小说《风波》《官福店》。石果叫何恩余，湄潭人，当过湄潭县副县长，有黔北深厚的生活积累，代表作是《浪花集》，晚年著有长篇小说《沧桑三部曲》。胡学文是安顺地区平坝人，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小说《吃新集》，我也找来看了。胡学文的《冻桐花的时候》文笔特好，中西合璧的灵气，胡学文有深厚的英美文学的底子。此外，有邢立斌、涂尘野、胡维翰、苏晓星、伍略，微山、文蒙，稍晚一点的是周青明、滕树嵩、李起超，戴明贤，刘荣敏、袁仁宗、刘毅、康厚元。邢立斌早在延安时期就有作品《回家》获奖，后来主要从事文艺领导工作，离休后，我去拜年（他夫人何老师是我单位的老领导），邢立斌正在写长篇小说《舞台序曲》，后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舞台序曲》的素材是他在文化局时积累的。遵义还有一个傅泽， ，赴朝鲜作战，写了有名的《零下30度》、《小姐妹们》，发表在《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上，只因英年早逝，知道他的人不多。苏晓星、伍略、滕树嵩、刘荣敏是少数民族，在描写彝族、苗族、侗族生活方面很擅长。苏晓星的《奴隶主的女儿》，伍略的《阿蓉和略刚》，滕树嵩的《侗寨风雨》，刘荣敏的《苗家村的斗牛节》都是能代表贵州水平的。周青明的《大树脚》是一篇反应现实的 之作，乡土语言特别出色，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滕树嵩的《侗家人》写作上有突破，也招来横祸。戴明贤那时主要写儿童文学，作品有《报矿》等。李起超年在上海《萌芽》发表小说《山林恋》，那时他是贵阳一中的学生，引起很大反响，对贵州作家影响也很大，很多年后，伍略、何士光、李宽定一些作家也以《山林恋》为题创作小说。
五十年代的《贵州文艺》是32开本的，后来才改为《山花》，16开的，我一直是忠实读者。贵州一批批作家兴起，贵州文学的起起落落，我也看在眼里。年，我不到20岁，就写了《试论我省民间叙事诗的创作》，是个起步。后来我写了《曾经的高原星辰》，是回忆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活跃在贵州诗坛上的“三廖一张”。贵州文学成就很高的作家何士光，从他的《飞吧，蓝雁》《风雨乐陵站》《秋雨》起，到他的《乡场上》《远行》《种包谷的老人》梨花屯系列，都没有离开我的视线。从纯文学的角度来看，我私心以为，他的《城市与孩子》，是他写得 的。他营造艺术氛围，以及萦绕在叙述中的情愫，是他的优势和强项。《种包谷的老人》是一种稀薄叙事，以一种清冷的笔调，把与世隔绝的寂寞、苍凉写出来了，也是他的佳作。士光在大学和凤冈琊玔期间，沉浸在契诃夫一类作家中，他对我说，高尔基曾经把契诃夫晚期的作品，比喻为秋天的阳光，明亮，温和，有着淡淡的忧伤。他以为，说明亮，足以明察秋毫之末；说温和，浸透着一种博大的爱；说忧伤，是因了俄罗斯的庸俗和不幸。《如是我闻》《今生》，主体是烦恼与菩提，比起前期作品，仿佛判若两人之作。这可以理解是他对人的关怀和对生命意义的另种追问。
这是我与贵州文学密不可分的“底子”。我是为数不多的健在的了解贵州文学状况者之一。
图为贵州作协主席蹇先艾在文学讲习会上。
到了70、80年代，贵州作家有了新面貌。叶辛是一个上海下乡知青，在贵州写了《蹉跎岁月》《孽债》许多长篇小说，《孽债》搬上银幕，影响很大。后来他作了作协的负责人。李宽定桐梓人，以长篇小说《荒林野妹》《浪漫女神》出世，《小家碧玉》、《大家闺秀》、《良家妇女》很有名，《良家妇女》改编为电影《良家妇女》，电影是在镇宁拍的，很有影响。业余的作家出类拔萃的有余未人、石定、姚晓英、张永龙、何国正、王鸿儒、谢赤樱、苗月、吴恩泽、曹雨煤等。龙志毅的创作开始于40年代末期，80年代进入旺盛期，《省城轶事》《冷暖人生》《末日》中长篇不断面世，最有影响的长篇小说《政界》由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百花出版社一版再版，市面上依旧出现很多种盗版，可见在全国造成的影响。余未人的《滴血青春》《梦幻少女》《成功女性》《星光闪烁》《冬泳世界》，姚晓英《来自这个世界》《快乐祈祷》《照片时代》，都是贵州女性作家的硬通货。吴恩泽的长篇小说《平民世纪》《伤寒》《洪荒》是很有分量的作品，也让他拥有德艺双馨荣誉。
诗歌方面，50年代，贵州诗人以廖公弦、廖国松、廖涛声、张克最有成就。他们的诗作多发表于《诗刊》、《人民文学》、《山花》，在贵州赢得了广泛的瞩目，拥有足够的粉丝。“三廖一张”中，年岁大的张克是年的，最小的廖国松是年的。“三廖一张”现象，并不长久，各领风骚，都拿出了绝活。
廖国松的诗，连续在《山花》的“田园拾掇”、“山乡短笛”栏目发表，《来访》《小病》《午后》《七夕》《鞭声》《河边》《雨后》《笛声》《雪夜》等等，廖国松在艺术上有他自身的唯美的追求。特别是对诗歌色彩的选择和追逐，对诗歌音韵美以及山野景致的选择和追逐，都透出清新、洒脱、轻灵，有一种淡淡的超脱绝尘的意味。张克的诗《喜雨》、《贵州乡情》、《黄果树观瀑》、《贵州的山》、《脚踏贵州道》都有影响，还有《行云》、《征程集》等诗集。张克既写过《登凉风垭七十二拐》一类豪迈的诗，也写过《战士回到家乡》一类感伤的诗“战士回到家乡，一只袖子空荡荡”，遭到非议，说是散布“和平主义”。廖公弦，绥阳人，他18岁，在《贵州文艺》发表了处女作《乡亲！多谢你们的邀请》。从此，一发而不可收。《璧中的太阳》以构思取胜。他的《深山笛声》《望烟雨》《山中月》《细雨春风时候》《汗珠》《秋耕曲》直到《关于长城》《过虎门》、《海思》等等，都赢得好评。廖公弦的诗，当时被人称做“涧水清流化诗情”，是不为过的。他的诗，的确有一股山寨溪乡的泥土气息和蓊郁的生活色彩。廖涛声，凯里人，当年上《诗刊》频率很高，《侗村短笛》啊、《劝酒》啊、《苗岭春晓》啊，不绝如缕。廖涛声歇笔最早，远离诗歌，转入中草药研究，年在凯里去世。
除了上述诗人外，唐亚平、陈绍陟、陈明媚、黄翔等，都是贵州高原诗歌的奇葩。唐亚平，四川人，年毕业于川大哲学系，有诗集《荒蛮月亮》《月亮的表情》《黑色沙漠》《唐亚平诗集》。“我要始终微笑，用微笑的魅力屠杀黑夜，世界啊！我因为爱你而成为女人”是 她风格的诗句。她用富于现代意识的笔触，真实的揭示自我、展示自我，透露出一个女性的灵魂对生命、对土地的深刻感悟，把最深沉的一面展现给读者。陈绍陟，纳雍人，牙科医生，有长诗《西部大书》《哀我中国》《黄果树大瀑布》、组诗《穿青人》《赶马人》，他笃信诗无定法，他的诗，都以土地的根脉为底气，独具雄浑。陈明媚有《黄昏的翅膀》等三部诗集，她心地细腻，笔头精致，他的调子是“你的所在晨露坠落蕉叶的声音，滴响出逝去的哀伤”，曾获贵州省首届文学奖银奖。
很长一个时期，文学编辑鲁令子、艾莎、沈耘、周珍元、何锐、文志强、杜郁、钟华、何光渝、尹柏生、彭钟民、袁正谦、彭晓勇、杨兴成……都为贵州文学的发展付出了心血。
潘：贵州文学有没有一个所谓的辉煌时代？如果有，是什么时候？有哪些重要的作品作为标志？
卢：文学的发展往往与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贵州文学暂时不要用“辉煌”来概括吧，说相对繁荣比较恰当。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贵州文学出现相对繁荣时期。何士光的《乡场上》以《人民文学》发表《红旗》杂志转载为一个标志。因为当时“政治正确”，我们就不必去苛求作品艺术价值，就影响而言，是至今没有的。接着与他的《远行》、《种包谷的老人》，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在贵州也是没有的。几乎同时期，李发模的长篇抒情诗《呼声》也在全国爆红。同时期的贵阳作家张永龙的短篇小说《黑豆队长》，在《山花》发表后，《小说月报》转载，好评如潮。这篇典型的现实主义短篇，不尽“政治正确”，真实性、犀利性都达到了相当高度，艺术上也非常成功。
文学像个魔方。一度，伤痕文学、寻根文学整个儿的朝地球蹦了起来，像墙壁似的堵在你面前。被称为文学的爆炸。但是。来得快，必然去得快。与全国一样，贵州文学的高潮也慢慢退去，这属于正常的的文学现象。文学不可能老在中心闹腾。文学就是文学，应该待在自个儿的位置上。
潘：你既是作家，又是出版家，曾经组织出版过很有影响的《贵州文学丛书》，请你谈谈它在地域文学发展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卢：《贵州文学丛书》是—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担任了主编。因为我那时在贵州人民出版社供职。这套丛书分三辑出版。 辑为《何士光散文选》、《省城轶事》（龙志毅）、《张永龙小说选》、《廖国松小说选》、《张克诗选》、《大唐歌妓》（王鸿儒）、《滴血青春》（余未人）、《热肠冷语》（刘学沫）、《我的雪天》（潘年英）、《苍茫集》（钱荫愉）。第二辑为《石定小说选》、《廖公弦诗选》、《李发模诗选》、《何光渝报告文学选》、《罗强烈文学评论选》、《原情》（曹雨煤）、《卡领传奇》（伍略）、《命运魔方》（陈学书）、《我们远离奇迹》（戴冰）、《洪荒》(吴恩泽)。第三辑为《汤保华小说选》、《戴明贤散文小说选》、《伍元新小说选》、《唐亚萍诗选》、《姜澄清散文选》、《半边户》（金永福）、《徐达文学评论选》、《世间走笔》（巴迅）、《鳞爪集》（韦翰）、《诗性与关怀》（张建建）。计三十种。
出版这套丛书是我的主意。其缘起可以这样说：我历来在贵州既是一个读者，也是一个作者，我深知创作之艰辛，作家之无助。我为这套丛书写了总序《永远的海明威》，我在序中说：中国文学历史绵远，自有辉煌。在浮燥的社会变革中，我们的文学也有迷失，尴尬的时候，我们有必要记住海明威蓝色的眼球。他全身都苍老了，眼神却是坚定的，深邃的，透露出生命的力度。我们有理由获得支持。这是一种强大！海明威在授奖典礼的答辞中极有感触地讲到“写作，在其颠峰状态时，是一种孤寂的生活”，“当作家摆脱了他的孤寂，他的名声日甚，而他的作品却也开始败坏，因为作家总是在孤寂中工作，而且如果他是一个够好的作家，他必须每天面对着永恒，或者面对缺少永恒的事物”。我希望，贵州作家不辍地铺开稿纸，在一种孤寂之中……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个苦苦耕耘的作者，要出版一本个人的集子是一件大事、严肃的事，甚至是件困难的事，尤其是纯文学的作品。那时候，全国每年文学出版的规模不大，自费出版还没时兴。而且作家都不富裕，自费出版也不现实。一点不像现在，谁都在出书。贵州作家，当然不止这30人，有相当实力、相当积累，早就达到出书水准的不在少数。我想为贵州作家出书，于老作家来说，是一种补偿；于年轻作家来说，是一种鼓劲。
当时，贵州人民出版社拥有教材利润垫底，每年拨20万，补贴10个作家出书，不是大问题。这在全国的确少见。所以让外省作家都很羡慕。我们出书后，照发稿费。我想：大牛大马都杀了，还在乎那点盐巴？因为，一些人不清楚，稿费，在图书成本中所占比例是很低的。我们是按15元一千字计，这是中等水平。这在今天看来，实在是等而下之了。当然，现在稿费与作家的劳动很不匹配，听说还有一千字不到十元的，这实在斯文扫地。看待稿费，要有一个参考系，也就是说，那时候，你出一本20万字的书，就可以领取元稿费，这在今天看不当回事，20年前，元，大约是一个普通作家两年的工资。我这么比一下，你就知道那时稿费的分量。
对于入选标准，我也心中有数，该出的，虽然作者没提出出版，我也请他赐稿。在编 集时，我请老朋友廖国松给张永龙带话（他们同在《花溪》编辑部），让他把他的小说归纳整理一下，给他出本小说集，书名就叫《张永龙小说集》。廖把话带到，张不信“怕不会呵！”廖说，卢喜欢你的《黑豆队长》，真的给你出书。其实，我不只是喜欢《黑豆队长》，是张的小说已有影响，而他所蕴含的现代主义，不为更多人认识。后来，张的书稿来了，出了。一天，一个年轻人，穿了条牛仔裤，背了个大袋子，推开我办公室，那就是你，你进门就自我介绍：“我叫潘年英。”“社科院的？”“是。”“看过你的作品。”说着，你打开背包，拿出两部书稿：一部理论著作，一部散文集。说我想出版。我翻了一下。当即确定：出散文吧，你的散文我读过，有相当水准。理论你另找别家出版社吧。你同意。留下散文，就走了。水没喝一口。这就是 辑的《我的雪天》。
达不到出版水平，是朋友，也没有出版。因为出了，不仅笑作者，也笑我。我这样做，理直气壮，因为我感觉社内别的人达不到我对贵州文学的认知和把握。
而今，《贵州文学丛书》的30位作者，有的作古了，有的搁笔了，有的发达了。这些书，也泛黄了，难找了。它给关心贵州文学的读者、研究者，留下些痕迹。
三套丛书出完的时候，《贵州日报》有评论指出：“整套丛书品味格调高雅，装帧设计别具一格。这样集束式的展示文学创作实绩，鼓励出成果出人才的出版方式，在贵州文学史和出版史上,尚属 次。“
年，贵州文学爱好者们在花溪合影。
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贵州出现一批全国性的作家、诗人，你见证了这一年代。您觉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种繁荣可能重演么？黔地文学艺术家如何能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再次出现一批全国性的作者与作品，不知你如何看？
卢：我希望有更多作家走出贵州。走出去似乎和评奖相关，获奖是走出去的手段。评奖则是一种导向，最重要的是评奖宗旨，提倡什么，宣示什么。年全国短篇小说首次评奖，刘心武的《班主任》夺冠，是拨乱反正性质的。年何士光的《乡场上》获奖，引起轰动，炙手可热。《乡场上》写冯幺爸的腰杆挺起来了，从政治角度表现农民由于经济地位的提高而确立主体价值。政治正确。这是当时评奖的主旨。那时文学很热，但很快退潮。当年获奖的作家谈及得奖那些事儿，会有不屑的表情。其实，如冯幺爸的腰杆挺起来了吗？从社会层面看，农民还弱势呢，腰杆没有挺起来，但这分明不是文学的任务。现在，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老舍文学奖、曹禺戏剧文学奖等纷纷立项，并称当代中国四大文学奖，这里面不是没有隐患。但是，我私心以为，并非在全国露脸的一定是佳品，没获奖的未必不是佳品，个中原因复杂。卡夫卡生前不同意发表他的小说，死后，他的朋友把才把它发表出来。再说呢，海枯石烂也很快。马尔克斯晚年患老年痴呆症，压根儿忘了曾经写过什么《百年孤独》。文字只是文字而已。文章皆自得，有个把朋友点赞就该满足了。政治是热性的，文学是冷冽的，分属不同范畴。文学艺术不能老是载歌载舞，作家一定要潜下心来，甚至在孤寂中铺开稿纸，不必奔着评奖去。我省评论家何光渝说，“文化”很疯狂岁月很锋利。岁月宛如手术刀，会把那些莫名其妙滋生蔓延的痈疽一一剜除。作家的出路在于坚持个人化探索，让作品经得起历史考验。
年，贵州 期也是 一期儿童文学创作学习班合影。
潘：您同时也是一个 的出版人，出了大批好书，其中很多和贵州本土有关。从出版的角度而言，您觉得出版机构如何助推本土文艺走出去？你怎样看当下的贵州文学？他们有怎么的未来？
卢：出版和作家相似，是一个弱势的行业。有人在说出版是夕阳产业。相比金融、石化、房开、投资、电讯这类行业，这话没错。出版和文学都不是GDP的抓手。
作家希望作品有读者、有市场，能畅销更好。这是作家的希望，也是出版社的愿景。
当今的问题在于不读书的人不在少数，读书又是很私人的事，很无奈，这让图书发行量受限。有数字表明，中国人年均读书0.7本，韩国人均7本，日本40本，俄罗斯55本。“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古已有之。现在有人想立《阅读法》，从法律层面解决，这太过简单化了。
泱泱大国，安静读一本书，成为 。这是一面。
泱泱大国，几人至深至诚地写作？这是另一面。
对后者，作家要努力突破这个瓶颈。对出版社而言，不是简单地给小众作品输血，重要的是帮助作家开培育市场、开辟市场、引导市场。这是根本性的，绝非一日之功。
贵州目前毕竟不是经济和文化的强省，对贵州出版而言，现在也还不是鼓掌、献花的时候。
进入本世纪以来，贵州新作家不断涌现，有一批作家很有实力。冒尖的是欧阳黔森，他的中长篇小说，电影电视文学齐头并进，《二十四道拐》、《非爱时间》、《雄关漫道》、《味道》、《水晶山谷》很是出彩。贵州历史遗迹二十四拐被搬上银幕，贵州彝族历史人物奢香夫人走向文学，这是对贵州资源的开发。作家冉正万的长篇小说《银鱼来》，王华的长篇小说《桥溪庄》显示了很棒的文学力量。从贵州纳雍走出的作家西篱，她的长篇新作《昼的紫夜的白》是超越自我的写作。作家戴冰《穿过博尔赫斯的阴影》在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后，在业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宝刀不老的戴明贤以多种文学样式不辍推出他的作品，在年轻读者中受到热捧。
这些年来，贵州的新诗创作也不同凡响。诗坛很热闹，新人层出不穷。我目力不济，也看到李寂荡、南鸥、赵卫峰、赵雪峰、黑黑、青红、牧之、姚辉、马晓鸣、赵俊涛、吴治由等在世纪之交以来光彩焕发，熠熠生辉。李寂荡的《直了集》、南鸥的《火浴》《春天的裂缝》、赵卫峰的《过程：看见》《蓦然回首》、牧之的《山恋》《心灵的河流》《魂系高原》《心灵的遥望》马晓鸣的《白日有梦》一批诗集令人眼花瞭乱，不得不承认后生可畏。我遵命给他们写过序和评论。“在黄昏的古榕树下/安置灵魂的身影/有一种声音/正释放封尘的阳光/乡村的亲人们/踩着民谣的鼓点/将布谷鸟的歌声/还给森林”，这是牧之的《古榕树》。赵雪峰的《父亲》年获得全国诗歌大赛一等奖，年作家出版社推出了他的《缪斯八部》。《缪斯八部》涵盖乡情、亲情、友情、爱情，清新又亲和，受到《文艺报》等报刊好评。遵义、黔南、安顺、黔西北、黔西南都有一方诗人的合集。《20世纪贵州文学史?诗歌史》、贵州网络诗集《暗夜里的灯盏》、《新世纪贵州12诗人诗选》新鲜面世。潘老师，你不也为《21世纪贵州诗歌档案》写了评论？你说，“最使我欣慰的一点，是整部诗集的诗作均回归诗人内心写作，不再是所谓的‘宏大叙事’”。“是‘道’的领域和方向，而不是庸俗的所谓时代的担当”。“这意味着这个集子所呈现的当下贵州诗歌的集体姿态是一种年轻化的趋向和取势，是面向未来，而不是背靠过去”。这是很有见地的评价。诗歌档案的提法也很新颖。
当今，文学创作新潮叠涌，各领风骚，一批带先锋性的文学大行其道，现实主义一度被冷落、奚落。那么，现实主义就这样没落了吗？不，真实客观地再现社会现实，是现实主义存在的最为根本的理由。如果文学忽视或贬低外在现实，仅从恣意驰骋的想象汲取营养，或者仅为想象而存在，这样的文学是没有生命力的。海浪退却以后，屹立的依然是海边坚挺的岩石。我相信，现实主义没有蓬头垢面，纸质读物没有蓬头垢面，立足贵州，走出贵州，贵州文学和出版还会新潮叠涌。
出版不应只属于专门的出版家，也应为一切用文字进行表达的人们、为一切有能力阅读文字的人们所共享。一个趋于成熟的出版家，往往通过他们的劳动，来传递精神的吐纳、生命的交感，这是出版让人共享的优势。贵州这块土地，蕴藏丰厚，升腾着一缕缕令人神往的诗情，纠结着一个个令人神往的故事，我们有理由寄希望于贵州文学和出版团队。
把图书当成面包的民族就会有希望。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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