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芷江古代史志和相关史籍内容，总体上是随着阅读的广泛和深入，历史的脉络越来越清晰，对于方方面面人事的了解也越来越多。然而，我们也常有迷茫的时候：一方面是囿于史志所记过于简括，具体到某些人事上面就很难求得相应的完备。另一方面是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多有以讹传讹导致的模糊甚至错误。于是，我们将其中比较重要的或者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问题提出来，以期辨正。
五省总督
芷江设立“五省总督”一说，源自清同治《沅州府志》所收郑文虎《原序》：“迨明嘉靖年，设五省总督以节制之，万历中，命偏沅巡抚以莅治之，沅固重镇哉！”郑文虎所言，大抵依据《沅州府志·卷之二十七·名宦》之“张岳”条目：“（嘉靖）二十七年八月，设总督于沅州，节制五省湖广、贵州、四川、广西、云南。”因此，历来有“五省总督”张岳的说法。然而，这里有三个问题不能不加以辨明：
一是清同治《沅州府志》在芷江设立“五省总督”的提法，其实是有问题的。查《明史·卷二百·列传第八十八》之“张岳”条目，相关记载如下：“湖贵间有山曰蜡尔，诸苗居之。……诸苗数万，官兵不能制。侍郎万镗征之，四年不克。乃授其魁龙许保冠带。湖苗暂息，而贵苗反如故。镗班师，龙许保及其党吴黑苗复乱。贵州巡抚李义壮传警，乃命岳总督湖广、贵州、四川军务，讨之。”这里提到的只有湖广、贵州、四川三省，并且行文是用的完全列举。另据《沅州府志·卷二十·名宦》之“冯岳”条目记载：冯岳为“嘉靖中进士，以兵部侍郎总督湖广、贵州、四川、云南等处军务。”冯岳是继张岳之后的第三任官员（第二任仅任职一年），官职一样，事由也一样。总督的范围由张岳的三省扩大到了四省。又查《明史·卷七十三·志第四十九·职官二》：“嘉靖二十七年，以苗患，又设总督四川、湖广、贵州、云南等处军务。四十二年罢。”这里提到的也是“四川、湖广、贵州、云南”四省。《沅州府志》所说的“总督湖广、贵州、四川、云南军务”，依据应该在此。即便如此，屈指数来也只有湖广、贵州、四川、云南“四省”而非“五省”。
二是“总督某省军务”与“某省总督”意义并不一样。比如：总督四川军务，是指因形势需要（一般是四川或相关地域发生了战事或动乱）而临时指派官员前往驻节，掌控四川军事（一般也并及地方政务）大局。待局势稳定或事态好转后，该官员一般会调回或改任。明万历《贵州通志·卷二·省会志·秩官》列“总督湖广川贵军务都御史一员”，其后注释有“间值地方有警，特命当征，事定还朝，不常设”，说的就是这层意思。而四川总督则是一级固定职衔，任职后要开署办公，也就是设总督府衙门办理日常公务。也就是说，总督某省是临时差事，某省总督是固定职衔，不可同日而语。将“总督某省”说成“某省总督”，只是民间习称，并非史志的正式用语。据同事刘楚才先生在相关专著写作过程中对诸多史料的梳理查证，同一时期稍稍晚出而事关芷江的“偏沅巡抚”，也有一个由朝廷临时差委之“巡抚偏沅”到作为一级定设机构之“偏沅巡抚”的转变过程，足资参证。
三是查阅相关史籍，西南地区的确有过两次“五省总督”之设，都在明末。《明史·卷七十三·志第四十九》：“天启元年（），以土官奢崇明反，又设四川、湖广、云南、贵州、广西总督。”《镇远府志·卷四·前事志》引顾炎武《圣安本纪》：“清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秋八月，明罢偏沅巡抚，以前右佥都御史杨鹗总督四川、湖广、云南、贵州、广西军务兼理粮道。”又，清同治《沅州府志·卷之三十二·记兵》：“顺治元年（）八月，明福王令加何腾蛟兵部右侍郎兼湖南巡抚，代李乾德。寻以故官总督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军务，召总督杨鄂还。”《镇远府志》所记与《沅州府志》所记是前后相接的同一官职的两任人选，可当作一件事看待。问题在于，这两次设立“五省总督”和“总督五省”官员，前者是为了平定贵州西部发生的土官奢崇明“叛乱”，后者是明福王朱由崧领导的明军余部及地方反清势力的抗清斗争，并非如同明嘉靖年间那样，是为了平定湘西地域所谓“苗乱”而专门设立。并且，既已撤销了“偏沅巡抚”这一机构，新委的“总督五省”官员也就不太可能仍在原“偏沅巡抚”所在地驻节。具体驻节地，上述相关史志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我们可以依据事理加以推测：奢崇明“叛乱”发生地在贵州西部，地域远离沅州府治所在地，“叛乱”的发展方向也不在东边，因此，总督官员驻节之地最大可能是放在贵阳以西。清顺治初年，湖南大部已沦为战场，沅州也岌岌可危，杨鹗、何腾蛟所任都是为抗清而设立的总督五省军政之职，其驻节地也应该放在贵州西部，甚至是作为南明王朝最后存身之地的云南境内，这在当时是确保安全的必然的选择，甚至是唯一的选择。
沅州在明嘉靖年间既然未曾设立过总督“五省”官员，为什么会有“五省”总督一说？我们认为，这应该是清同治年间的撰志之人按当时的行政区划，以湖南、湖北“两省”加上贵州、四川、云南三省而计为五省之数。然而元、明两朝，湖南、湖北并为行政区划“湖广行省”。“湖广分省”的时间，在清康熙六年（）。关于湖广分省在康熙六年一事，中华书局《清史稿订误·地理十五·湖南》有专文辨误：“《通考·舆地考十二》：‘本朝初属湖广省。康熙三年，分为湖南省。’《光绪会典事例》卷23：‘是年，湖南分省，偏沅巡抚自沅州移扎长沙，改湖广巡抚为湖南巡抚’，皆误。《通考·舆地考十二》：‘六年，定湖北、湖南为两省，改左布政为湖北布政使司’；《舆地考十三》：‘六年，改右布政为湖南布政使司。’《通典·州郡典四》：‘康熙六年，定湖北、湖南为两省。’”中华书局之所以要郑重地“辨误”，是因为湖广分省之史事，例有“康熙三年”与“康熙六年”两说。认为是“康熙三年”者，有《通考·舆地考十三》：是年“分湖广右布政使司驻长沙，又增置按察使司，并偏沅巡抚驻长沙，分领长沙、岳州等七府及郴、靖二州”。主张是“康熙六年”者，有史学大家顾颉刚先生《清代地理沿革表序》：“例如湖广分省，本书采用了康熙三十三年本的《湖广通志》和《清通典》、《清通考》的六年之说，而抛弃了《会典事例》及《清通志》等书的三年之说，因为康熙三年还只是分司，六年才分省咧！”顾颉刚先生的辨证，颇有说服之力。况且，无论湖广分省在康熙三年还是康熙六年，都不影响嘉靖年间“湖广”只能作一省计数这个常识的成立。因此，我们才说无论张岳“总督”还是冯岳“总督”驻节沅州的嘉靖年间，总督的范围应该还是当时区划的“四省”而非后来区划的“五省”。
其实，芷江或许还真有过一次“总督五省”的设立，只是时间要晚至明末天启年间。据《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天启六年（）闰六月辛丑朔：“壬子，升偏沅巡抚闵梦得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五省兵马钱粮。”这条史料明言“总督五省”，但仍然未能标明“五省”之具体所指。参照前文“顺治元年（）八月，明福王令加何腾蛟兵部右侍郎兼湖南巡抚，代李乾德。寻以故官总督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军务，召总督杨鄂还”，其所涉“五省”应有承续关系。极有可能的是：天启六年（）闵梦得总督的“五省”，就是“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顺治初年，由于满清大军的步步进逼，总督驻节之所迫于无奈而撤至贵州境内。只是，闵梦得“总督五省”也并不等于“五省总督”。
夜郎国
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李白以王昌龄为友，是诗友，也是诗歌以外的那种朋友。既然是遥寄王昌龄，李白诗歌中提到的“夜郎”，距离“龙标”应该不会太远。《湖南通志·卷末之十六·杂志十六·辨讹一》收录了清道光十七（）年署芷江知县胡礼箴的《夜郎县考》一文，文章曾经对“夜郎”相关问题作过比较详细的考证，转引主要内容如下：
沅水汇?水，经城外为沅州。西流平便村，谓之便水。又西径龙溪有夜郎故县，有太白亭，旧传李白流夜郎过其地。《一统志》：“唐置夜郎县，在沅州西一百里。”郦道元《水经注》：“郁水，夜郎豚水也，汉武帝时有竹王兴于豚水，此为夜郎之始。”夜郎之境错杂五省：一在贵州（汉时为牂牁南境，故且兰地。至如石阡，晋分置夜郎郡普安厅，皆割据夜郎地。遵义为夜郎、且兰二县之地。桐梓即汉夜郎县，晋仍属牂牁郡。永嘉五年，宁州刺史王逊分置夜郎郡，治夜郎县，隋并入牂牁县。唐贞观十六年，开山峒分置夜郎县，珍州治焉。元和初，州废，县属溱州。唐末，没于夷。至宋大观二年，复置夜郎县，属溱州。宣和三年，夜郎县废。）一在云南（广南府之宝宁、富州，广西寻甸府之平彝、宣威，昭通府之恩安、镇雄，皆牂牁夜郎故地），一在广西（柳州府之怀远县，汉时牂牁夜郎之境），一在四川（叙州府之高县，古夜郎地。屏山，汉时属牂牁二郡），一在湖南，唐贞观五年置县。八年，分辰州龙标县置巫州，为理所。武后天授二年，改巫州曰沅州，析夜郎置渭溪县。长安四年，以沅州之夜郎、渭溪二县又置舞州，治夜郎县，渭溪亦改属焉。开元二十年，置峨山县而夜郎废。
这段文字开始几句表达有些费解，不妨先行作些辨析。“沅水汇?水，经城外为沅州。”这一句是说：沅水汇集?水，流经城外，（这地方）是沅州。“西流平便村，谓之便水。”这一句是说：?水西边上游处有平便村，（有水）叫做便水。“又西径龙溪有夜郎故县，有太白亭，旧传李白流夜郎过其地。《一统志》：“唐置夜郎县，在沅州西一百里。”这几句是说：便水以西路边龙溪口有旧时的夜郎县，县境有太白亭，旧时传说李白流放夜郎时经过这地方。《一统志》记载：“唐朝时设置了夜郎县，在沅州西边一百里。这段文字中两度提到“沅州”，表述的时空却有些错乱：前一处“沅州”，是指唐代的“沅州”，地在黔阳古城（今洪江市黔城）。后一处《一统志》所说的“沅州”，是指清代的“沅州”，地在芷江。这段文字中提到的“夜郎”，就是李白诗中所指之地，位置应该在现在的新晃侗族自治县境。问题在于：“夜郎县”与“夜郎国”不是一回事。成语“夜郎自大”说的是夜郎古国，不是夜郎县。
夜郎古国在哪里？关于这个问题，不光历史上众说纷纭，直到今天，为发展旅游，不少地方还在为“夜郎”的权属而争执不下。
按胡礼箴的考证，夜郎古国疆域阔大，地跨贵州、云南、四川、广西、湖南五省版图。以此，则当今多地争“夜郎”皆在情理之中。
夜郎古国疆域阔大，地跨五省版图，当年夜郎王以此自大，不能说是毫无底气。问题是夜郎古国的都城或者说中心区域在哪里？胡礼箴《夜郎县考》意在考证地在今湖南西偏的夜郎县，对此未作说明。
查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其第二册所刊“秦·淮汉以南诸郡”地图中，夜郎国版图的中心区域在如今贵州遵义-贵阳一线迤西位置。“西汉·益州刺史部南部”地图则标有“夜郎都尉”，地在今贵州安顺西南的关岭，属牂柯郡。“东汉·益州刺史部南部”地图也标有“夜郎”，仍在关岭，属牂柯郡。其第三册所刊“三国·蜀汉·益州南部”地图标有“夜郎”，地在关岭，属牂柯郡。“西晋·梁州益州”地图标有“夜郎”，地在关岭，属牂柯郡。其第四册所刊“东晋”地图有“夜郎郡”，治地在关岭，属宁州。南朝宋、齐、梁、陈，“夜郎”位置皆与东晋相同。其第五册所刊隋代地图，“夜郎”未见标示，其时安顺、关岭均从牂柯郡划出，地入云南。唐代地图，“夜郎”地在黔中道业州治所，按如今地理位置看，地在新晃以东，芷江以西。其第六册所刊两宋地图，“夜郎”均未标示。其第七册所刊元代地图，安顺、关岭均属云南行省，“夜郎”也未见标示。其明代地图，关岭属贵州行省，“夜郎”仍然未见标示。其第八册所刊清代地图，于关岭设“关岭镇”，属贵州行省，“夜郎”未见标示。
综合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相关标示以及其他相关史料，我们可以作出两个合理推定：
其一，夜郎古国都城应该在贵州安顺西南的“关岭”，其中心地域在北至遵义（遵义早期归属四川省），东北至贵阳，东至都匀，东南至广西天峨，南至云南广南，西至贵州盘县之间广大范围内。
其二，唐代所置夜郎县，地域主体部分在今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县以西、贵州镇远县以东较大范围内，但治所位置则不在湘黔两省交界处，而是远在偏东的芷江境内，具体位置应该就在芷江侗族自治县新店坪镇一里街。我们作这样的推测，有以下三个理由：一是按查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夜朗县治的位置虽在芷江与与新晃之间，但它更靠近芷江，其距离只有新晃距离的二分之一。谭其骧先生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治学一向严谨，他的标注，应该可信。二是从现在的地理环境看，芷江新店坪镇一里街地方，一面倚山，三面环水，内部则土地平旷，既有漫滩，又有台地。利于生活，也便于防守。并且，街名“一里”，在湘西山区，不是乡里一级行政建置所能拥有的街道规模。三是从考古实证看，一里街曾经出土国家二级文物“东周乳钉纹青铜编钟”（现藏怀化市博物馆），编钟是庙堂礼器，不是一般的地方都能出土的。可以想见的是，上古时期的一里街有过一定的建设规模，唐代在这样的基础上设置一个县治，合情合理。
此外，还有三件必须加以说明的相关“史事”。
一是“李白流放夜郎路经芷江”。清同治《芷江县志·卷四十六·艺文志》收有李白诗歌四首，一首寄王昌龄，另三首都是流放夜郎途中所作。收录李白诗歌，就是将他作为流寓芷江的历史文化名人对待。换句话说，就是认定李白曾经到过芷江。依据除了上述三首诗歌之外，还有他《寄王明府》诗中有“去岁左迁夜郎道，今年赦放巫山阳”一句。然而清同治《芷江县志》所列举的三首诗歌，并无事关芷江的明证。而《寄王明府》诗中那两句，与其说是证明了李白经过芷江，不如说是证伪了李白经过芷江一事。因为“今年赦放巫山阳”一句，巫山阳是指巫山以南，与芷江相隔千里。因此，李白流放和返回所走的都应该是古“川陕古道”，并不是必须经过芷江的“湘黔古道”。何况，我们都知道，“安史之乱”中，李白报国心切，误入永王李璘幕府。唐肃宗李亨主政后，李白受到牵连，流放夜郎。但是，李白流放并未到达夜郎，途中便遇赦返回。因此，即便走湘黔古道，他也还来不及到达湘黔边境，更不可能从芷江经过。关于这一点，前人曾经有过辨明，清光绪《湖南通志·卷末之十六·杂志十六·辨讹一》亦有《李白流夜郎辨》一段文字，说得比较明白，无须赘述。
二是石阡与夜郎。明万历《贵州通志·卷十七·合属志十五·石阡府》记载石阡之历史沿革，有“战国属楚，秦为黔中郡地，汉为夜郎县、牂柯郡地。晋分牂柯置夜郎郡，宋南齐因之”的内容。也就是说石阡在汉代亦曾设立过“夜郎县”，明代石阡府地域归属汉代牂柯郡所属夜郎县境。晋时，夜郎县升为夜郎郡，南北朝宋、齐两代沿袭不变。这是贵州的“夜郎郡县”，各归各，毫无争议的必要。
三是乾州与夜郎。清光绪《湖南通志》所录历代区划，南梁《疆域志》和南陈《疆域志》，都曾有“夜郎”并附有说明：一则“梁置，今乾州厅地。”二则“今乾州厅地。”也就是说，南朝梁、陈两代都曾在乾州厅一带地方设置过作为一级行政区划的“夜郎”，治所就在乾州厅，即现在的湘西自治州吉首市附近。因此，如果非要争执“夜郎”权属，除了原有的贵州遵义（其时地属四川）、贵州安顺、贵州石阡、湖南新晃等地以外，还得加上湖南吉首以及湖南芷江。
文：曾岸
制作：王蕊王刚
编审：田骅杨莹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