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前语：吾乡知名人士邓玉平先生于8年前曾著有一部长达15万余字的回忆录《在自己的故事中慢慢走》，饱醮笔墨，叙写自己的故事及家园、乡土、社会，风雨沧桑，苦尽甘来，文笔细腻，内容翔实，尤以描写故乡风物人情等章节，动人心弦，夜阑人静，细细读之，无一处不感真切熟悉。特摘录其中若干章节，辑为《三塘铺往事》，以飨同好。正文序言为作者之兄邓烈文先生所作。
序言
怀旧之情，人皆有之，年过古稀，此情更迫。于是，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的回忆录纷纷问世，使百花盛开的书坛更加五彩缤纷。
我看过一些此类文章，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大人物”的（不少出自他人之手）。“过五关，斩六将”,“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是专写给普罗大众看的，企求名利双收（其实他们早已名利双收）.另一种,“小人物”的。虽然他们不曾跟随”万岁爷”打天下争江山,没有立过汗马功劳，无轰轰烈烈的往事可写。可是，他们大都饱尝过阶级斗争之苦，苟全性命后不计前嫌，全心全意投入到改革开放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中，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尽心尽力地作贡献。平平凡凡的人，写些平平凡凡的事，字里行间浸漫着血泪和真情，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我弟弟也属平凡之辈，却有着不同一般的生活遭遇。他五岁失去母爱，十二岁碰上改朝换代，顷刻之间衣食无着！为求生存，不得不肩负起与小小年纪极不相称的生活重担。苦痛与劳累把他折磨得不成人样。他身陷绝境却不甘沉沦，决心寻找到一条生路。一个只读过两年半书且已辍学七年的少年，居然考上了初中，苦读三年以优异成绩毕业。这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个中困难非亲历者无从体味。“一天等于二十年”那会儿，他在师范就读的三年中搞了两年劳动，便走上了教师岗位，从小学教到高中，又付出了加倍的努力。
如今，他也年过古稀，身体尚健，儿孙满堂，尽享天伦之乐。
此次来兰州，带来他这部回忆录手稿，征询我的意见。我仔细地看了两遍，爱不释手。其中的情与爱，深深地感动着我，时而“害”得我老泪纵横，时而“惹”得我笑逐颜开。真人，真事，真爱，真恨，许许多多我所熟悉的面容和场景重现在我眼前，感慨不已。
《在自己的故事中慢慢走》，对年轻人来说，教育意义更大些。希望后辈们好好看看，从中汲取有用的东西，绝不可等闲视之。
我弟弟这辈子不容易，但又很幸运，他自己也很知足。我为如此争气图强的好弟弟而感到自豪！我衷心祝愿亲爱的弟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在自己的“故事”中继续朝前“慢慢”走……。
受弟弟之托，写了上面这些话。是为序。
邓烈文年8月9日于兰州
01母亲魂归桐梓山
民国三十一年（公元年）正月十六日。
太阳早早就出来了，却毫无暖意。但毕竟有几缕白光照进了病房。久病的母亲躺在床上，用棉被垫高头部，精神似乎比昨天好了些。她平静地和伯父（伯父名国琛，我父亲的堂兄）说着话，说几句就停下休息片刻。内容是拜托伯父多费心，帮着照料这个家。父亲在床边与伯父相对而坐。
母亲患的可能是淋巴癌，用膏药将肿瘤吸拔出来，下巴和脖子上留下个核桃大的窟窿，看着挺吓人，何等疼痛可想而知。但她强忍着痛苦操持家务。有一次，她洗完一盆衣服，去吊楼上晾晒，一脚踩空，从楼梯上掉下来摔到天井里！幸亏天井里堆满了秕谷和干碎的稻草叶，她才未受大伤。第二天，她照往常一样从早忙到黑，为一家老小操劳。直到她手抬不起脚挪不动倒在了床上再也没能坐起来。
从朝西的窗户透进的太阳光判断，该是未时时分。母亲要我们兄弟姐妹到她身边去。于是，病床边站着十岁的泽煦，八岁的泽田，五岁的我，三岁的银彝，姐姐抱着才六个月的弟弟小维。母亲一句话也没说，只用眼睛一个一个地看，看过来看过去，泪水在眼框里打转却不让流出来。不知看了多久，她的眼光落在父亲的脸上，慢慢地一字一顿地说：“不要看轻我们的孩子！”父亲流着泪点着头。姐姐和两个哥哥已经哽咽起来。母亲对伯父说：“请你把外面的门都打开，放爆竹，我要走了。”爆竹还没有响完，母亲已经闭上了眼晴，再也没有醒过来。母亲去世后，按当地习俗，一般的要请和尚“开路应七”，烧解“灵屋”，富裕人家则请和尚做三五日“道场”，烧解“灵屋”；父亲却高低不同意请和尚，只请了两个“礼生”祭了一下，连“灵屋”也不烧一座，就送母亲上了山。大哥很是不满，但也无可奈何。他把二哥和我叫到仓屋楼上，用篾条和彩纸扎成灵堂，他领着两个弟弟跪拜，杈当给母亲做了“道场”。那年“七月半”，父亲给母亲烧了一座“灵屋”，大哥用硬纸盒做了一辆小汽车放进“灵屋”里，他说：“妈妈是小脚，走路困难；有了汽车，要到哪里去就方便了。”
母亲上山的当天傍晚下起了大雨（也许是老天爷也动容了吧），伯父带着几个人用杉树和晒簟扎成“人”字棚子为没筑完的坟遮雨。一生一世没给我家帮过半点忙的恺哥这次却给我家帮了过“大倒忙”！
我家的这处坟山叫桐梓山。母亲的坟正对着宽厚堂的后背。这宽厚堂的背后间基上长着一排树。恺哥说是这排树挡住了坟山的朝向，坏了坟山的风水，就叫了一帮人，趁着天黑雨大，将人家间基上的树全都砍倒。宽厚堂的人第二天早晨才发现屋后的树被砍了；恰巧他们家病死了一个小孩，于是趁机发难，说砍了他们家的树是犯了煞，才使他们家死了小孩，纠合了大帮人要来我家“灌尸”（即把死尸强行放进我家）。父亲把恺民叫来大骂了一顿。但事已至此,他又只得一方面作应对准备；同时请泥水塘的幼纯大爷向宽厚堂的寿五爷细说原委，从中斡旋。对方也觉得父亲不会做那种非礼之事，态度有所松动；最后父亲请人将树估价，赔偿了对方的损失，由幼纯大爷代为致歉，好不容易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上面的这些情形是很多年以后伯父和二哥、姐姐详述给我听的。我太年幼，长大后几乎全无印象了，只记得母亲“封殓”时，一个大人抱起我，叫我摸母亲的脸，拿木梳为母亲梳三下头发。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这些没娘崽可怜！”到底可怜到个什么程度？我不知道。可是，当时任何人也无法想象我们这些没娘崽会可怜到只有三个能死里逃生！
民国三十一年正月十六日，是千灾万难开始降临到我们头上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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