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年月，毛泽东在接见黄炎培时说，提起民族工业，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四个人不能忘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在过去研究民国乡建的往往以梁漱溟晏阳初等为圭臬，其实是有失偏颇的。总书记又在最近，像当年毛泽东主席一样提出，张謇、卢作孚等等这些当年都属于直接参与乡村建设的企业家，又对他们提出了很重要的正面评价。张謇完全可以称为近代最早进行乡村建设的先驱，值得深入研究。张謇[jiǎn]（年7月1日-年8月4日）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中国是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在清未民初，一些士绅为寻求中国前途命运，探索振兴农村之路，进行了乡村建设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张謇在南通和垦区实施“村落主义”，为全国的乡村建设树立了榜样，是该时期乡村建设的杰出代表。一、张謇的“村落主义”思想张謇在年《请拨给捐款补助通州中学公呈》中提及“地方自治”一词：“今国家方宏普及教育之仁，父老亦将有地方自治之望。”[8]张謇自有了“地方自治”思想的内在动力后，经营活动也从“自发”阶段，从点到线到面到立体化经营的发展演变过程。张謇说：“窃謇以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者，惟赖慈善。謇自乙未以后，经始实业；辛丑以后，经始教育；丁未以后,乃措意于慈善。”[9]张謇提及的这三个年份分别为、、年，说明他从事南通自治事业主要内容及实施先后次序。张謇原本打算在19年举办南通地方自治二十五年报告会，在《呈报南通地方自治第二十五年报告会筹备处成立文》中称：“窃謇抱村落主义，经营地方自治，如实业、教育、水利、交通、慈善、公益诸端，始发生于謇兄弟一二人，后由各朋好之赞助，次第兴办，粗具规模，事末有成，而时不可再。”[10]从该文来看，张謇经营南通地方自治，当在年创办的大生纱厂，正式签订合同动工兴建之时；年为创办中国近代第一个农业股份制企业——通海垦牧公司，年为创办中国近代第一个民营股份制企业集团——大生集团。张謇推行的“地方自治”是从经济文化入手而非政治军事入手来推进区域自治和现代化建设，“謇自前清即矢志为民,以一地自效，苏人士嗤为村落主义”[11]。到晚年张謇常将“地方自治”与“村落主义”相提并论。借以自嘲和自慰，他自嘲的是只能经营一地，而不能把自已的理想主义的地方自治模式推向更广的地区，以至全国。尽管如此，他毕竟可以左右一方，化理想为现实，这又是张謇苦中作乐，聊以自慰的。张謇“村落主义”（“地方自治”）的主要思想是：1、“村落主义”的政治依据是“民治”年，清廷顺应民意，颁布《九年预备立宪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将地方自治列为预备立宪必办之事，年1月，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强调“地方自治为立宪之根本，城镇乡又为自治之初基，诚非首先开办不可”。[1]张謇利用这一机遇，年10月通州地方自治会成立，按照《天津县自治章程》拟具草案，呈准施行。议事会议员30人，董事会会员9人，选举张謇为议事会议长，知州琦珊为董事会会长。“并推定户籍、财务、工务、警务各课员7人，其陆续筹办之事实，除内部开办各件外，如测绘局、法政讲习所、自治研究所、宣讲练习所、调查户口事务所、清查公款公产事务所、办理咨议局调查选举，筹办市乡会选举，县会选举，均先后办有成绩可考”。[13]民国始建，张謇多次强调“民治”最适宜中国。他指出：“政治有官治，有法治，有民治。官治非共和立宪所宜，法治亦非吾国近世所能几及，民治亦法治之一，即自治也。”[14]张謇主张“民治”的目的，无非是在政府无力承担发展地方事务的条件下，渴望政府给予地方较大的自主权，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地方士绅建设地方的责任感和积极性，全面推进地方建设事业。年，张謇在《苏社开幕宣言》中说：“江苏襟江带海，地处冲要，民国以来，常呈不巩固之险象，推究原因，实系只知治标不知治本。故治标而标日变，则治必穷。惟知治本者，标变而本不为所动，无有不治之理。治本维何？即各人抱村落主义，自治其地方之谓也。今人民痛苦极矣，求援于政府，政府顽固如此；求援于社会，社会腐败如彼。然则直接解救人民之痛苦，舍自治岂有他哉！”[15]地方自治可使民安居乐业，振奋民众精神，促进经济发展。、“村落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实业”近代工商业者普遍认为，所谓“实业”即农工商等生产和经营性事业的总称。比较而言，张謇所认同的实业的内涵更为宽泛。他在《论记舜为实业政治家》中说：“实业者，西人赅农工商之名，义兼本末，较中国汉以后儒者重农抑商之说为完善。无工商则农围塞。太史公知之。其《货殖传》引《周书》。‘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四者民所衣食之原’。”[16]张謇认为，举凡厚民生者，即其所从事的诸事都属于实业的范畴，而农工商等生产和经营性事业不过是实业中的主体。张謇还认为：“夫世界今日之竞争，农工商业之竞争也。农工商业之竞争，学问之竞争，实践、责任、合群、阅历、能力之竞争也。”[17]而“欲兴教育，赤手空拳，不先兴实业，则上阻旁挠，下复塞之，更无凭借。”[18]张謇认为，先有教育，实业和慈善之者的有机结合，才能把“地方自治”落到实处。为此，张謇认为，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主要是将中国传统的以农业为本的社会转化为以工业为本的社会。同时，也充分地意识到，对农业的重视丝毫不能放松，中国的农业不仅担负着中国工业发展的原料供应的责任，而且中国社会以农为本的格局并不因此而有明显的变化。他真诚地希望中国农业在充分吸收西方近代先进技术之后能够获得一个新的发展高度。正基于这种认识，随着通海垦牧公司的成立与发展，张謇把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打开了一个口子，揭开了学习西方先进农业，走集体经营、统一规划、统一生产、统一管理，先进的农业科技之路。张謇经营地方事业，“实业如农、如垦、如盐、如工、如商之物品陈列，教育如初高小学、如男女师范、如农商纺织医、如中学、如女工、如蚕桑、如盲哑、如幼稚园之成绩展览及联合运动，慈善如育婴、如养老、如贫民工场游民习艺，如残废、如济良、如栖流之事实披露，公益如水利所建各堤闸、涵洞、河渠、桥梁，如交通所辟县乡干支各道之建设现状”[19]。张氏家属及亲友所创办的实业，工业有大生纱厂等30个，分布在南通市、海门、启东、宿迁、镇江、上海等地；金融商贸9个，分布在南通、上海等地；交通运输14个，分布在苏北、上海；盐垦公司31个；各类学校多所，分布在南通、海门、南京、上海及盐垦公司；水利工程遍及现南通市全境和盐城市04国道以东地区。3、“村落主义”的关键措施是“治人”年，张謇在《通海垦牧公司招佃章程》中即明文规定“劝之事”和“戒之事”，鼓励读书，严惩各种社会恶习。认为“读书识字人少，容易闹事，读书识字人多，容易兴家”[0]。年，张謇指出：“垦牧为地方实业之一端，亦即为地方自治之一部。”“欲预备自治，必自其地其人始。欲自治其地其人，必自治治其地其人之人始。”治人包括两个层面，被管理者和管理者，对招来之佃，“谋其治法有五：一曰改良其性质；二曰革除其习惯；三曰督课其田功；四曰扩充其实业；五曰普及其教育。”可以增益垦地，扩张农业。对管理者而言，“治人”即要求他们“知法律”。“夫未预备自治以前数千年来，人人在专制政体之下，办地方公事者，于法律小有出入，犹得称之曰贤。今值预备之时期，不明公法，无以成立自治之机关；不讲民法，无以组织自治之团体；不研究诉讼法，社会何以得安宁；不陶治习惯性，风俗何以臻良善。”主张在垦牧公司“设区裁判所一，以理民事讼狱之纷，其有关于刑事，非裁判所应干涉者，分送州厅处治。”[1]年，他遵照《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在海复镇设立自治公所，编练丁壮，保卫治安，稍后把这支武装改整为保安警察。尔后在其他大型垦植公司推广，打击海盗土匪，确保人民安居乐业。年，张謇又指出：“自治当从自重、自苦、立信用始。信用为吾人之自助。舍此，吾未见能自治。”他决心从“一人、一家、一村、一镇皆吾人自治之籍”[]。培养能够力行自治的新人。张謇还探索以生动活泼的形式启民众。他特别提出，“改良社会措手之处，以戏剧为近”，主张实施戏剧的革新。“订旧从改正脚本始，启新从养成艺员始。”[3]张謇的“治人”措施虽始于垦牧公司，但其原则所体现的普遍性，足以鲜明地反映张謇的中心思想,“‘治人’已经触及到改造国民性的深层次的问题”。二、近代各地的乡村建设运动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到19世纪末，农村的经济调敞和贫困落后的悲惨状况，引起了社会各界和一些忧国忧民的爱国知识分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