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前辈事业努力回报人民
刘真理
我父亲刘俊是江苏启东人，启东与上海的崇明岛隔（长）江相望。14岁时因不满当时社会黑暗，就单身一人闯荡上海滩去寻找出路。在上海他当过中药铺的学徒，亲眼见到老板以次充好，以假代真，欺骗顾客，父亲对此深恶痛绝。白天，父亲包揽了店里的一切杂务：替老板娘抱孩子，洗尿布；晚上，在店里睡柜台，值夜班还不许点蜡烛看书，倔强的父亲愤然辞职。为了生存，他又去建筑工地做小工，与成年人一起搬砖运水泥，上下脚手架……小小年纪就开始了他的受剥削受压迫的生活！
在与劳苦大众同生死共命运中，父亲渐渐地悟出了一些道理：要想改变个人的命运，必须推翻旧制度，解放所有的劳动者。他开始接触进步人士，并在他们指引下，大量阅读进步书刊。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鬼子占领了东北三省，当时有很多从（那里）关外逃出来的知识青年，向人们控诉日本鬼子在东北地区奸淫烧杀、无恶不作的滔天罪行，愤怒抗议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强烈呼吁四万万同胞团结起来，拿起刀枪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去……东北人民不愿做亡国奴，不顾国民党的禁令，奋起反抗，全国各地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爱国浪潮。在这道洪流中，中国共产党是中流砥柱，积极宣传抗日救国道理，组织民众武装抗日。父亲于年由顾准叔叔（建国后上海市第一任财政局长）介绍，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秘密散发抗日救国传单，动员失学失业青年积极参加武装抗日队伍。在这些人中，有我的叔叔，姑姑，姑父。父亲于年入党，曾任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上海市分会主席。年7月被捕，遭敌人严刑拷打，倒吊着灌辣椒水，坐老虎凳，但他始终咬住假供不松口，没有暴露真实身份。敌人以“手带资料，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东西，危害民国”等罪名判他坐牢两年半，关押在上海提篮桥西牢―—日美英共管的RAD号牢房。
年父亲出狱后，受党的委派，奔赴崇(明)海（门）地区武装抗日战场，任崇明县人民抗日自卫总队第2大队第1中队政治指导员。由于工作关系，他常去总队政治部，当时该部就设在我外婆家宅上，韩念龙伯伯、吉洛（姬鹏飞）伯伯、茅珵伯伯夫妇和朱溪东伯伯都住在我外婆家。我父亲在那儿与数年前在上海市武卫会一起工作的一位热心抗日的姑娘再次相遇，当时她也在总队搞民运工作，叫江兰英，她就是我的母亲。
年2月摄于启东，父母第一次合影补拍的结婚照
关于父母的恋爱史，我曾经问过当年代表组织批准并主持我父母简短婚礼的见证人——原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伯伯，他对我说，你去看电影“柳堡的故事”吧！我父母在追寻革命真理的道路上相识，相爱，结成终身伴侣，共同度过了64个春秋。结婚时，他们决定，第一个孩子无论男女都叫“真理”，以志其终身不变的追求。我永远感谢他们把世上最好的礼物给了我，我为此自豪也深感责任重大。
我出生在年8月。新四军刚遭到皖南事变的重创，尚未有稳固的根据地及群众基础；国民党更是加紧反共，要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日本鬼子趁机长驱直入，到处筑碉堡建工事，企图切断新四军与老百姓的联系。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新四军常采取运动战、游击战，长途行军穿插于日伪军之间，寻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保存自己，扩大影响，增强人民必胜的信心。年，南通离休老干部黄文清叔叔到我家吊唁家父去世时，一眼就认出我：“你就是那个在娘肚子里就参加了新四军的小毛头吧？！那时你妈是我的第一任班长，她挺着大肚子和我们一起冒雨急行军，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是啊，听说为了给我找一个安全的出生地，父亲向部队请了假。但鉴于当时的情况，谁也不敢接这个重任。眼看着挺着大肚子孤立无援的爱妻，想着尚未出世的孩子，父亲向途经当地赴会的老领导陈国权讲述了此情。陈当时正要去部队请求派遣干部以便组建启东工委及地方武装，于是主动提出：他去部队要求调我父转入地方武装协助他工作。组织关系待以后通知去转。于是，父亲就留在地方担任了中共启东县工委书记、苏四区游击指挥部第三旅第六团总支书记、司令部特务营教导员。但始终没接到回队转组织关系的通知。父亲很着急自己赶回部队，但答复出人意料：请假延期不归，是自动脱党。听当年与我父在同一整风小组的戈克平叔叔说，当时我父一句话都说不出，只是一拳重重地打在桌子上，转身就走了……继续默默无闻地战斗在革命岗位上。后来，得知那位领导遭敌人袭击牺牲了。无人证明父亲续假之事，他受到严厉批评并在整风时多次做检查。对于父亲当时的决定，不是我用现在的眼光可以衡量的，但作为女儿，我却深深地体会到了两位新四军战士对下一代的伟大的父母之爱。更体会到，党在一个新四军战士心目中的地位：胜于生命！
由于当时苏中四分区正处于反“扫荡”和反“清乡”斗争的中心，军民全力奋战保卫家乡，我父亲多次诉求，均未能得到解决。最后是在整风学习时才恢复党籍，但扣除了他四年党龄，结论中写道“虽在革命的岗位上工作。”这是我父一生的最痛，终身的遗憾！为了不影响下一代对党的感情，他从来是正面教育我们，不发牢骚，毫无怨言。当我得知此情，非常自责，为了我，父亲付出了四年党龄的代价！我必须努力为党工作，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继承和发扬父辈的革命传统，与党同心同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信仰高于一切！父亲的谆谆教导，我永远牢记心中！
年10月，启东县长钱伯荪（前左四）,启东人民自卫总队
副总队长刘俊（后左三）率新兵团出征前合影
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我父母整天打仗，顾不上照顾我，就把我放在老乡家里。幼年时，我总觉得没有父母的呵护。对人的称呼不是舅舅就是姨妈。小伙伴们叫我“野孩子”，有时还存心对我唱：有爹有娘的孩子是朵花，没爹没娘的是个烂冬瓜。大人们总是安慰我说：你爹你妈去上海做大生意了，赚了大钱就来接你。我那幼小的心里天天盼着父母出现的那一刻。
但在生活中，我又觉得有很多人守护着我。每当得知鬼子要进村时，小伙伴们就冲着我喊：快跑，鬼子来了！那时刻总有人跑到我身边，让我骑在他头上，飞快地奔向安全地方，有时与敌人周旋到太阳下山，鬼子缩进碉堡，我们才回村。当然，还有很多往事都是年我父亲从朝鲜回国转业到南通后，那些常来我家的父老乡亲们告诉我的。他们中很多人叫得出我的小名，还很自豪地向我讲述当年我把他们当马骑的那个快乐劲儿；有时为了我的安全，他们在夜晚用独轮车转移我时，把我捆在车的一侧，另一侧捆着一袋公粮和我要换洗的衣服小包，随着小车左右轻晃我睡得那么甜，而他们既紧张又忙于赶路则汗流浃背浑身湿透；有一次“跑反”时，遇鬼子在房顶上向人群开枪，一颗子弹从我耳边擦过，吓得我尿裤了。当年那位背我的叔叔后来笑着对我说：那会儿你的尿一滴不漏全灌进我脖子了……他们对当年为我所做的一切没有丝毫怨悔，我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是啊，如果没有他们，哪有今天的我！他们不仅给了一个孩童人道主义的关爱，更给了一个新四军后代无产阶级的大爱，没有一丝一毫的铜臭味！这种恩情我终生难忘，一辈子都报答不尽！他们还告诉我，那时我的父母不是不爱我，他们有时利用游击队夜间活动的方便请假到我居住的人家看我，看着熟睡中的我，父母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向主人表示谢意后就匆匆归队了。那时我哪知道身为新四军的父母要向孩子表达爱是多么的难呀！
自我记事起，日本鬼子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我见到过鬼子放火烧民房时股股浓烟冲向天空；射向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的子弹呼啸声在空气中振荡。奶奶告诉我；就在我家附近的村庄，有一个游击队员夜里回家探望即将生孩子的妻子，不幸被汉奸告密。第二天鬼子就将全村的乡亲圈在打谷场上，要孕妇说出丈夫的去向，得到的回答是：不知道!鬼子顿时兽性大发，竟用刺刀将孕妇剖腹，把尚未出世的婴儿挑在刺刀尖上！日本鬼子就是这样丧尽天良，毫无人性，禽兽不如啊！如今当我看到日本右翼政府还想颠倒历史，重温旧梦，甚至公开抢夺我国领土时，我的耳边响起了当年遇难乡亲们的控诉声，为死难同胞复仇的呐喊声，声声震撼着三山五岳……胸中燃烧着满腔的怒火啊！
在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军民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抗战胜利。我们不能忘记那些献出青春以至生命的成千上万的烈士们，其中包括我的叔叔刘里千。他牺牲于年12月27日。那天他随通海自卫总队副总队长茅琛伯伯去通海镇北与乡干部会面时，突遭日军袭击，我方寡不敌众，仓促突围。我叔叔负重伤被日军合围在一条大河堤边，为了保护随身携带的抗日经费（我叔叔腰间系有金条的布带），他宁死不当俘虏，用手枪中最后一颗子弹自殉投河，时年26岁。当时他任通海行署金库副主任、财政科长、供给科长、随队医生。听我爷爷说，叔叔遗体用船运回来的那一天，寒风凛冽，两岸站满了前来迎接并表致意的乡亲们。每当我想起这一刻，总是激动不已，热泪盈眶，对先烈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解放后，我父亲几次把单位分给他的房子让给无房的同志，提薪时又把指标让给比他工资低的人，面对我们不解的目光，他总是说：我是千万个战士中的一员，那么多战友为国捐躯，他们那么年轻，没来得及恋爱、结婚、生子、孝敬父母，没能看到今天。我是幸存者，看到了胜利的这一天，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这些平凡的话语，对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人来说就是铿锵有力的誓言，珍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将它铭刻在心中，融化在血液里，还想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我永远难忘年那个春天，村里可热闹啦。家家户户喜气洋洋，人来人往奔走相告：解放了！当时我不明白这个词的含义，但我感觉到了人们的激动、喜悦、热泪和欢笑。我觉得天亮了！不久，有一天，母亲从上海赶回家乡来接我，告诉我解放了，不用再逃难躲敌人，我们不再分开了。那一夜我激动得难以合眼，天蒙蒙亮我一个人就过独木桥出宅，跨田埂，穿小路，急匆匆敲响了母亲借居人家的大门，飞奔进去，一头扎进了母亲的怀抱。多少年的分离，多少年的期盼，今日一旦相聚想哭想笑不知所措，只是紧紧地抓住母亲不撒手，而在我的颈项里感受到了母亲的滴滴热泪。那时我才知道父母就是人们常说的救星共产党新四军里的人，他们和其他的叔叔阿姨一起，为了天下穷人能过上好日子，前仆后继，不怕流血牺牲，英勇奋斗，才换来新生活。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信念，自此深深地扎根在我幼小的心灵中。
后来我随父母过上了军旅生活，部队打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白天行军，战士们的军帽上插着树枝野草做掩护，我们小孩头上戴着花环，一旦有敌机轰炸，我们跟大人一样就地卧倒；夜间宿营，战士们或背靠背坐着，或头枕背包就地躺下而不扰民。部队对孩子们很照顾，记得有一次，我和几个小朋友就睡在一个教堂的条椅上，脚对脚，头顶头。没想到，分别60多年后，我们几个在北京相聚了！那时部队经常调动，我无法上学，整天和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练兵忙：投掷木制手榴弹，学打秋千走浪木，匍匐前进，过独木桥，时刻准备渡海作战解放台湾。那时父母工作很忙，家里有一个姓杨的苗族战士，常常到处找我回家，吃他从厨房打来的饭菜。有人逗我说，老杨是“解放兵”（就是被解放军俘虏的国民党士兵，又自愿留下来参军的人），是我父亲的勤务员。但父亲说，老杨跟我一样，是干革命的，你要尊敬他，叫他杨叔叔。我觉得这些战士就是为了人民大众得解放才远离家乡集合与此的，他们和我父母一样都是干革命的，我崇拜他们，他们是我心中的偶像。说实在，这一辈子我没抱过洋娃娃，也没玩过“过家家”游戏，军人在我心目中占有绝对地位。在后来的工作中，我服从组织分配，就像军人服从军令一样坚决！这就是军旅生活给我打上的烙印，受益匪浅。
解放后的生活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年夏，我被第一次送去位于南京玄武湖畔的干部子弟小学，但被查出有肺结核而被送进了上海医院休养了三个月。如果在旧社会，穷人得了肺结核，那只有死路一条，是党和人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年冬我顺利进入已搬至南京卫岗的华东军区干部子弟小学，在这里我受到了终身难忘的良好教育。
我们的毕业照前排左8是谢贝玲2排右5是华苏的大哥刘华申6排右1是我
卫岗小学的生活是我童年记忆中最幸福最值得留恋的一段美好时光，卫岗小学是影响我一生成长的革命摇篮。至今我还记得当年的幸福生活及亲密的小伙伴们，还有那些把我们当成自己孩子来照顾的师长们。那时我们过着半军事化的生活，既紧张又愉快，既有纪律又有自由。父辈们（包括陈毅元帅曾到过我们学校）和师长们常给我们讲前方战士奋勇杀敌的故事，讲人民群众对军队的无私支援:成千上万的支前民工用他们的小车，将军火弹药，粮食，被服等军需品，冒着敌人的炮火运到前方；用他们的小车将我们这些年幼的孩子转运到安全的后方，甚至将我们收养保护起来。正如陈老总所说：蒋家王朝的覆灭，与其说是解放军打倒的，不如说是老百姓用小车推倒的。“人民群众养育了我们”，“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个理念深深地铭刻在我们心中。长大后，我们以自己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来报答人民群众。在这座革命的大熔炉里，我们不仅学到了科学文化知识还学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这里到处可见纯真的友谊，各班的集体荣誉感，奋发向上的拼搏精神，人民军队的军魂―—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将我们凝聚在同一面大旗下：我们庄严宣誓，要把无数烈士用鲜血铸造的新中国，在我们手中建设得更美好！大家心胸开阔，团结一致，相互激励，高举血染的战旗，奋勇前进！那是父辈间用鲜血结成的战斗友谊在我们这一代身上延伸的明证。我常常想：我们是幸运儿，享受到了党和人民给与的美好生活；想起在残酷的战争年代，不少的叔叔阿姨为了革命，将自己的亲生骨肉或送人或寄养在老乡家，这些可怜的兄弟姐妹们中，有的没能活到今天，有的至今未能见到亲生父母。面对这些同龄人，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呢？！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用之不尽取之不竭，我们这些小伙伴的人生观的根基就在此地，我永远怀念和感谢卫岗小学！
在党和人民的关怀下，我读完了中学大学，走上了工作岗位，加入了共产党。与祖国一起走过的60多年风雨坎坷中，我更进一步懂得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20世纪60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是我懂事后第一次与祖国共度难关。那时我上高中，正是生长发育关键时刻，每天一回到家就喊肚子饿。但当我看到父母为了招待老家来的乡亲，有时只喝一点米汤时，突然长大了。父亲常说的话如雷贯耳：战争年代没有父老乡亲的全力帮助，你们早就饿死了，哪还能有今天？！正是千千万万共产党员，包括高层领导，身先士卒，咬紧牙关，忍饥挨饿，与人民群众同患难，领导全国人民终于战胜困难，才使祖国母亲挺了过来。经过数年的艰苦奋斗，祖国母亲比以前更加昌盛强大，让世人刮目相看。
第二次是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波及到了每一个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共产党人。我父亲和他的许多战友一样被关进了牛棚，被挂牌批斗，什么"叛徒，特务，走资派“等罪名满天飞，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乌云压顶城欲摧”之势。真正共产党人不屈服”四人帮“的淫威作了坚决的斗争，有些献出了生命。那时我父亲坚定地对我说：我决不会自杀，我绝不叛党！字字铿锵有力撞击着我的心灵。我坚信父亲的信念是正确的，明白了横行霸道的”四人帮“代表不了英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年底，我与几个首批红卫兵密友背起行装踏上了重访革命老区的长征路。我们访问了狼牙山五壮士的幸存者，访问了女英雄刘胡兰的母亲……一路走，一路访，我们懂得了真正的革命支持者是在老区。在”四人帮“最猖狂时，只要你积极参加批周批邓批“二月逆流”，就能入党。那时，我被扣上“黑帮子弟”的帽子，打入臭老九（地、富、反、坏、右、封、资、修、知识分子）的行列，在一所中学教书，那儿的老师们很团结，相互鼓励：为了周总理，我们愿把牢底坐穿；这个不代表真正共产党的党，我们不入！可见真正共产党是在广大人民心中，我们深信共产党一定能救中国。粉碎”四人帮“时，我高兴得直喊：解放了！这一次我真正懂得了这个词的含义！我从心底里感谢共产党再一次力挽狂澜，拯救了中国！
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更是给国家带来了飞速发展，如今的中国成了世界注目的中心。我在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汉教中心从事教学工作20多年，对这个变化深有体会。我们的学生都是驻华外交官，有的是大使，有的是领事。20年前他们有人对我抱怨说：有些中国人出去（出国）了就不想回来，成了当地的非法移民，给他们带来不少麻烦。的确，那时有不少人认为只有去外国才能改变贫困现状。而如今常常听说有外国人偷渡或非法居留在中国，甚至包括我的学生在驻中国使领馆任期满后，又通过其他渠道争取来中国工作，还有的干脆娶一个中国夫人，长期居住在中国。从这一点也能看出我们国家的巨大变化。现在，世界各国都有来中国留学的青年，而且人数每年都在增加，为什么？因为我们国力增强了，汉语的含金量就大大地提高了，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另有一个例子，那是刚改革开放不久，我的一个朋友进入了“先富起来”的行列，他要走出国门，去看看西方世界。在巴黎，当他走进高档专卖店选择商品时，那见人就微笑的售货员小姐却拉长了脸，从上到下地打量着他，用眼神告诉我的朋友：你也配进我们法国的商店？那位朋友后来说，尽管他带的钱足够买许多东西，但他却什么也没买，因为西方人看不起我们中国人。而如今，这些西方国家拼命到中国来做广告，请我们去旅游，请我们去留学，甚至欢迎我们去买房产。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有国才有家，有强大的祖国做后盾，每个人才更自豪，到哪里都理直气壮—―“我是中国人！”
我参加了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宣讲团。这是年12月在57中学给学生们作传统教育报告
刊载于《追寻与传承》
欢迎